徐志摩的散文實際上也是詩，它具有詩的意境美、韻律美和語言美。他的散文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有抒寫個人生活經理;有剖析自己思想感情;有念舊悼亡;有抨擊時政議論文藝;有描寫自然風光。濃郁的抒情性是他散文的一大特色，一切均從官能感受出發，抒寫自己的心聲，無論悲祖母、吊友人、哭亡兒，無不真情流露，感人肺腑。他的游記散文最為出色，唯以抒情達意為主，均從自我感受入手，寓意于物，寄情于景，盡情揮發，著重創設意境。他是自然崇拜者，認定“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竭力提倡回歸自然，以為只有大自然是圣潔的，美的，而人生則是骯臟的，丑的。他要以對大自然性靈的禮贊，來改變黑暗現實，恢復人性的美麗。大體說，他在詩歌與散文中盡情地描寫自然、贊美自然，其本意均在于此，這在當時不無反封建的意義。他寫康橋，則透過富有層次的美麗風光的描寫，以顯現自然的靈性，于中抒寫心曲，以至在萬縷金光中低頭膜拜，極表自己至高虔誠的感情。寫泰山，則有意忽略對日出種種形景的描寫，而著重創造奇異的幻境，出現了一個由云氣、霧海、山巒融匯而成的巨人形象，他長發飛揚，伸出長臂，指出東方，呼喚祈求。詩人借助這個奇幻的帶有象征意義的景象，表達了自己對光明的企求。他寫翡冷翠，寫北戴河，寫印度洋，寫天目山，也無不如此，重心均不在客體自然，而意在宣露自我心境，通過感情駕馭想象，拎攄出獨特的意境。
徐志摩的散文不受一定框架的約束，文筆如天馬行空，縱情人性，隨意鋪染，常從此地想及他地，由此熱聯及彼人，自一事波及別事，如《落葉》寫日本地震，忽然談到中國人的不光榮心理，談到人類的患難同情心，他到圣經里所說的天地末日。又如《想飛》從雪談到鳥，談到人，談到飛機，從陸地延及海邊，從現在想到遠古。正如楊振聲說的，他“那股瀟灑勁，真是秋空一縷行云，任風的東西南北吹”(《論徐志摩的散文》)。但它又絕非漫不經心，一切都離不開他的感悟，許多蔓枝繁葉最后都落在這個根上;他說自己的筆是不受羈勒的“野馬”，但由于他的文學根底深厚，所以“脫羈”的文筆，非但沒有讓人困惑，反而因為盡情馳騁而展露才華，給人帶來不同于眾的美的享受。
徐志摩散文的語言和他的詩一樣，辭藻富麗，變化錯陳，沈從文說“徐志摩的作品給我們的感覺是動，文字的動，感情的動，活潑而輕盈，如一盤圓臺珠子在陽光下轉個不停，色彩交錯，變換眩目”。他巧作比喻，將抽象化為形象，他擅于鋪排，形成抑揚頓挫的優美音節，極盡詠嘆聲情之美。他筆鋒帶感情，猶如琵琶細語，娓娓傾訴，使人如促膝談心，倍感親切。他的散文確如沈從問所稱道的，具有“詩的精靈”和“詩的氣氛”，“文字中糅合著詩的靈魂、華麗與流暢，在中國，作者的散文所達到的高點，一般作者中，是還無一個人能與并肩的”(《論徐志摩的詩》)。它的缺點和他的詩歌一樣，有堆砌過分之嫌。
徐志摩的創作自然受到偶沒文學的熏陶，開始他從拜侖、濟慈、雪萊那里汲取營養獲得啟示，他們側重感情，歌頌自然，反抗時俗，冥想自由，追求口語，響往想象，愛從哲學和美學高度探索人生奧秘等特點，這些，無疑都對詩人以良好的影響。繼后，他又從布萊克、哈代、波特萊爾、艾略特汲取了現代的詩藝，開始對象征、暗示等含蓄美的探求。他譯過布萊克的《猛虎》(并以此為自己的詩集命名)，還專程拜訪了哈代，并翻譯了他的詩十多首，以至有日恩說他的詩頗有哈代之“神韻”。但徐志摩并沒有生搬硬套他人的模式，而是立足于自己民族的性靈予以汲收，能把我過古典文學的神韻和手法，和外國文學的藝術特色融會、匯一起，創設自己的藝術世界，熔鑄出具有個性特征的新風格，正如卡之琳所夸贊的：“深得西詩的神髓，完全實行拿來主義”。新文學史家唐韜曾指出：中國凡是有成就的著作家，“開始時是取法于外國，以后逐漸擺脫了那些著名作家的影響，從中國歷史的優秀傳統中吸取營養以鑄冶個人的風格”。徐志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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