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別人指著一株祖父時期的櫻桃樹
在歐洲，被鄉愁折磨，這才發現自己魂思夢想的不是故鄉的千里大漠而是故宅北投。北投的長春路，記憶里只有綠，綠得不能再綠的綠，萬般的綠上有一朵小小的白云。想著、想著，思緒就凝縮為一幅油畫。乍看那樣的畫會嚇一跳，覺得那正是陶淵明的“停云，思親友也”的“圖解”，又覺得李白的“浮云游子意”似乎是這幅畫的注腳。但當然，最好你不要去問她，你問她，她會謙虛的否認，說自己是一個沒有學問沒有理論的畫者，說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就這樣直覺的畫了出來。
那陣子，與法國斷交，她放棄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另外請到兩個獎學金，一個是到日內瓦讀美術史，一個是到比利時攻油畫，她選擇了后者，她說，她還是比較喜歡畫畫。當然，凡是有能力把自己變成美術史的人應該不必去讀由別人繪畫生命所累積成的美術史。
有一天，一個歐洲男孩把自家的一棵櫻桃樹指給她看：
“你看到嗎?有一根枝子特別彎.你知道樹枝怎么會彎的?是我爸爸坐的呀!我爸爸小時候偷摘櫻桃被祖父發現了，祖父罰他，叫他坐在樹上，樹枝就給他壓彎了，到現在都是彎的。”
說故事的人其實只不過想說一段輕松的往事，聽的人卻別有心腸的傷痛起來，她甚至忿忿然生了氣。憑什么?一個歐洲人可以在平靜的陽光下看一株活過三代的樹，而作為一個中國人卻被連根拔起，“秦時明月漢時關”，竟不再是我們可以悠然回顧的風景!
那憤怒持續了很久，但回臺以后卻在一念之間渙然冰釋了，也許我們不能擁有祖父的櫻桃樹，但植物園里年年盛夏如果都有我們的履痕，不也同樣是一段世緣嗎?她從來不能忘記玄武湖，但她終于學會珍惜石門鄉居的翠情綠意以及六月里南海路上的荷香。
十四歲的畫架
別人提到她總喜歡說她出身于師大藝術系，以及后來的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皇家藝術學院，但她自己總不服氣，她總記得自己十四歲，背著新畫袋和畫架，第一次離家，到臺北師范的藝術科去讀書的那一段、學校原來是為訓練小學師資而設的，課程安排當然不能全是畫畫，可是她把一切的休息和假期全用來作畫了，硬把學校畫成“藝術中學”。
一年級，暑假還沒到，天卻炎熱起來，別人都乖乖的在校區里畫，她卻離開同學，一個人走到學校后面去，當時的和平東路是一片田野，她怔怔的望著小河兀自出神。正午，陽光是透明的，河水是透明的，一些奇異的倒影在光和水的雙重晃動下如水草一般的生長著。一切是如此喧嘩，一切又是如此安靜，她忘我的畫著，只覺自己和陽光已混然為一，她甚至不覺得熱，直到黃昏回到宿舍，才猛然發現，短袖襯衫已把胳膊明顯的劃分成棕紅和白色兩部分。奇怪的是，她一點都沒有感到風吹日曬，唯一的解釋大概就是那天下午她自己也變成太陽族了。
“啊!我好喜歡那時候的自己，如果我一直都那么拼命，我應該不是現在的我。”
大四，國畫大師傅心畬來上課，那是他的最后一年，課程尚未結束，他已撒手而去。他是一個古怪的老師，到師大來上課，從來不肯上樓，學校只好將就他，把學生從三樓搬到樓下來，他上課一面吃花生糖.一面問：“有誰做了詩了?有誰填了詞了?”他可以跟別人談五代官制，可以跟別人談四書五經談詩詞，偏偏就是不肯談畫。
每次他問到詩詞的時候，同學就把席慕蓉推出來，班上只有她對詩詞有興趣，傅老師因此對她很另眼相看。當然也許還有另外一個理由，他們同屬于“少數民族”，同樣具有傅老師的那方小印上刻“舊王孫”的身分。有一天，傅老師心血來潮，當堂寫了一個“璞”字送給席慕蓉，不料有個男同學斜沖出來一把就搶跑了。當然，即使是學生，當時大家也都知道傅老師的字是“有價的”，傅老師和席慕蓉當時都嚇了一跳，兩人彼此無言的相望了一眼，什么話也沒說。老師的那一眼似乎在說：“奇怪，我是寫給你的，你不去搶回來嗎?”但她回答的眼神卻是：“老師，謝謝你用這么好的一個字來形容我，你所給我的，我已經收到了，你給我那就是我的，此生此世我會感激，我不必去跟別人搶那幅字了……”
隔著十幾年，師生間那一望之際的千言萬語仍然點滴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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