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是唐代中期的一位著名詩人，詩風清淡，有著濃厚的隱逸思想。
蘇州人素來被認為是含蓄而低調，所以，稱贊一個人，哪怕心里有萬分感激，也不太會敲鑼打鼓地張揚的，在他們看來，感念一個人，在心里，就足夠了，所以，無論是白居易，范仲淹，抑或是劉禹錫，對于他們，蘇州人也僅僅是鄭重地喊一聲“大人”，唯獨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韋應物，韋蘇州這個名字，從蘇州喊起，縱使跑遍大江南北，也逃不脫了，韋應物，一個西北漢子，能在江南得這一美名，也著實不容易了。
大唐盛世，多不過繁華似錦，天朝大國，難免也會沒落，紛爭迭出。經過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大唐也是暗潮涌動。
如果不是那場經過長達8年“安史之亂”，韋應物應該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二世祖，整天養花逗鳥的紈绔子弟，一個橫行鄉野的小混混。
韋應物是唐長安人。他出生于韋姓豪門(有唐三百年間，出了十多個貴為宰相的高級人才，時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俗語)，曾祖父是武則天時宰相，祖父做過宗正少卿。他少年時練習武藝，騎射本領不凡，中年后還作詩夸耀：“走馬上東崗，朝日照田野。野田雙雉起，翻射斗回鞭。”憑著門蔭和武藝，韋應物15歲就當上玄宗李隆基的侍衛三侍郎。
韋應物自己在詩中敘道：“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當時唐玄宗帶著楊貴妃到驪山度假玩樂，韋應物做為“警衛員”當然也相隨左右。
少年時代的韋應物，應是個十足的問題少年，據他自己后來的一篇懷舊詩“身作田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賭具)，暮竊東鄰姬。”中可以得知，韋應物當年仗著是皇帝跟前的人，家里藏著殺人亡命的逃犯，早上起來沒有事就賭博玩錢，晚上鉆墻逾穴偷人家的小老婆，而且喝酒胡鬧，一字不識，十足的惡少形象。這和韋蘇州集中的那些詩句無論如何也聯想不到一起。
世事總不會讓你如此一帆風順下去，于是，安史之亂來了。長安陷落，韋家的富貴錢財凋零殆盡，而唐玄宗的失勢，也讓韋應物風光不在，叛軍臨城，大兵壓境，唐玄宗倉皇出逃去了四川，平日里所有的生活與秩序，立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些平日出入宮闈、扈從游幸、無事生非的皇家侍衛，也紛紛下崗。
有的時候，一件小事，一個決定，足已改變人的一生，韋應物丟了官職，過了二三年逃難生活，跌入人生低谷。冷酷的現實迫使韋應物重新選擇生活道路，如果當時的他仍然如之前那樣渾渾噩噩，那么中國歷史上，也就少了一位大清官了，蘇州人也就沒有了一位“好市長”了。
所幸的是，他痛下決心，折節讀書，“把筆學題詩”，居然學詩有成，自為一家。
“安史之亂”以后，韋應物應舉入仕，歷任洛陽丞、高陵宰等地方官，他在蘇州做刺史三年，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理賦稅，勤政務，矜老疾，話艱難，帶病實實在在地為蘇州百姓操勞了三年。用現在的話來說，這位當年蘇州的“父母官”堪稱是一位難得的關注民生的“市長”，難怪當時的蘇州人對他自始至終愛戴有加，蘇州百姓都以“韋蘇州”這個美名來敬稱他。
在韋應物當蘇州刺史的'三年里，他已經是重病纏身，辭官后，他寄住在城外的永定寺里，自己租地耕種養活自己，公元792年，他溘然長逝，年僅55歲。
而對于他的詩詞，在他在世的時候，大家也沒覺得才華出眾，等他死了，才覺得好，這倒與梵高和他的《向日葵》命運很相似。
對于一個人的評價，時間往往是最好的裁判官，好與壞，往往也沒有明顯的界限，如果說韋應物的人生分為兩部分，也許歸根而言，總是功大于過的，至少，在老百姓的印象里，已經不記得這個曾經的小混混的模樣了，這也就夠了。
拓展閱讀：韋應物與蘇州
白居易和劉禹錫先后都在蘇州為官，頗有成效，得到了當地百姓的擁戴。蘇州“三賢”中，還有一位蘇州刺史——韋應物，我們曾學過他的《滁州西澗》，對他的詩有些了解。近來查閱資料，居然發現他和白居易之間也有一段難得的情緣：
唐德宗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任彭城縣令。第二年，白居易和母親也來到徐州。其時正值安史之亂，徐州一帶戰亂頻繁，社會很不安定。白季庚遂讓白居易的母親帶他到蘇州杭州來投靠親戚，以避戰亂。就這樣，他認識了住在蘇州的韋應物。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算起來他當時最次到蘇州，應是在十一、二歲，正是易于被影響、被塑造的時候。是誰影響了此時年少的白居易?美麗的蘇州，垂青了這位少年，送給了他一個韋應物。這位當時詩名頗勝的詩人，在蘇州過著喝酒、賦詩、游山玩水，日子豪放愜意，年少的白居易，已自有一份才氣，少不了尾隨著這位韋應物，浸染了無數的豪氣，并愛上了喝酒。
韋應物和白居易的故事，為后人津津樂道，遂成為美談。三位蘇州刺史，蘇州三賢，幾乎生長于同一時代，成就了蘇州的同時，也為蘇州留下一段段深厚的友誼，留下一首首風雅詩文!
韋應物出身名門，本可以靠世襲過上紈绔子弟應有的優越生活。早年豪縱不羈，橫行鄉里，鄉人苦之。可安史之亂改變了這一切，痛改前非，從一個富貴無賴子弟一變而為忠厚仁愛的儒者，詩歌創作也從此開始了。
其詩多寫山水田園，清麗閑淡，和平之中時露幽憤之情。反映民間疾苦的詩，頗富于同情心。是中唐藝術成就較高的詩人。后世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并稱。
在貞元四年(788)秋,詩人52歲，被任命為蘇州刺史，讓他去治理比江州更加富庶均“大藩”。關于蘇州的富庶繁華和版圖之大，詩人在一首叫《登重玄寺閣》的詩中全都描寫進去了：
登重玄寺閣
唐 韋應物
始見吳郡大，十里郁蒼蒼。
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
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
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詩題中的“重玄寺”，即蘇州有名的重元寺。蘇州重元寺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時期，與寒山寺、靈巖寺、保圣寺同時代，距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多次被毀又重建，2003年重建于陽澄湖畔，是如今蘇州最大的寺廟場所。
唐代，全國經濟中心南移，雖經歷安史之亂，但蘇州經濟日趨繁榮，仍是全國最繁華的地方。正如韋應物所云：“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當時的蘇州真可謂是山明水秀、物華天寶、人文薈萃。大歷十三年(公元778年)蘇州升為江南唯一的雄州。
韋應物擔任蘇州刺史，據說任蘇州刺史時常在郡齋中焚香冥坐，以清靜無為持政。但他勤于吏職，簡政愛民，并時時反躬自責，為自己沒有盡到貢任而空費俸祿自愧。“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這是韋應物晚年任蘇州刺史時寫給朋友的詩中一聯。一派仁者憂時愛民心腸，感動著后世讀者。沈德潛評論說: “是不負心語。”“不負心語”就是有良心的話。
他在蘇州做刺史三年，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理賦稅，勤政務，矜老疾，話艱難，帶病實實在在地為蘇州百姓操勞了三年。用現在的話來說，這位當年蘇州的“父母官”堪稱是一位難得的關注民生的“市長”，難怪當時的蘇州人對他自始至終愛戴有加，蘇州百姓世世代代都以“韋蘇州”這個美名來敬稱他。
韋蘇州的清廉在他退職之后可見一斑。蘇州刺史屆滿之后，韋應物沒有得到新的任命，他一貧如洗，居然無川資回京候選(等待朝廷另派他職)，寄居于蘇州無定寺。永定寺弄，位于干將西路北側，萬歷年間(1573-1620)知縣在弄內重建“五賢祠”，祀顧彥先、陸羽、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這五位與蘇州息息相關的名人，并寫有碑記。不久就客死他鄉，其享年約在五十五六歲。
韋蘇州，也許是一貧如洗的他在蘇州所得到的一筆最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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