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
《文游臺》
《觀音寺》
《午門憶舊》
《一輩古人》
《吳大和尚和七拳半》
《新校舍》
《泡茶館》
《跑警報》
《自得其樂》
《自報家門》
《多年父子成兄弟》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金岳霖先生》
《老舍先生》
《國子監》
《水母》
《城隍·土地·灶王爺》
《老不閑抄》
《胡同文化》
《我是一個中國人》
《故鄉的食物》
《吃食和文學》
《宋朝人的吃喝》
《葵·薤》
《五味》
《尋常茶話》
《食豆飲水齋閑筆》
《韭菜花》
《花》
《果園雜記》
《葡萄月令》
《翠湖心影》
《昆明的雨》
《湘行二記》
《泰山片石》
《北京的秋花》
《林肯的鼻子》
《美國短簡》
《香港的鳥》
《談風格》
《談談風俗畫》
《“揉面”》
《〈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
《關于〈受戒〉》
文學特點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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