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在中國傳統史書上，王安石是個有才華、有魄力、銳意求變、在農業時代就懂得讓國家參與宏觀調控的政治家，那么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些她的個人的奮斗與歷史的進程。
王安石在中國傳統史書上，頗受非議。其緣由，一是因為變法。這個天下皆知。
二是因為變法引起的黨爭。這一條，歷史書提得不多。
王安石的個人奮斗方面，無甚可說。他變法，確實是銳意革新：大局是當時朝廷確實麻煩，具體大堆舉措，青苗法保甲法等等等等，大體思路是：朝廷介入市場，干預經濟，富國強兵。
但這么做，是否考慮到了歷史進程呢?畢竟在農業時代，王安石這么做，很激進：他認為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同期的相對保守如司馬光認為，天下財富就那么多，朝廷豐足了，百姓就會吃虧。
黃仁宇有個看法，我覺得比較公允，大概意思：王安石這種朝廷介入市場干預經濟，在一個貨幣流通、信貸成型的體系下，是好的。
但在宋朝當時，紙幣都只是局部發行(參考“交子”)、信貸體系不健全、生產基本靠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下，有些太超前太空中樓閣了。
就像張佳瑋手拿一張挑戰者號設計圖紙穿越回漢朝。圖紙是沒錯的，但也沒用，一個道理。
所以王安石變法，可以算是：
意圖正確，過于超前，在錯誤時代出現于是無法貫徹執行的正確選擇=錯誤的結果。
說黨爭。
王安石在當時有綽號，“拗相公”。民間不少段子編排他。
確實很拗，很擰。掃除一切障礙。為了堅持他的新法，一度大用新人。
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們為一黨，比較激進。
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這些人為一黨，相對保守。
先是撕新法。后來不只是新法了，已成意氣之爭。
這里的問題是：舊黨保守，但大多人品無可指摘，德高望重，被王安石搞掉時，也殉道者一般下去了。
王安石手下這波新人里，則有不少豬隊友。他引進的呂惠卿，包括后來掛過他名的蔡京，都算著名奸臣，刻薄狠毒、背信棄義的事都干過。這也間接影響了王安石后世的評價。王安石自己后來，就被豬隊友呂惠卿——確切說是狐貍隊友——出賣過。晚年還每天寫“福建子”(呂惠卿)泄恨。
所以：變法的王安石，只是個有些不合時宜的超前改革家。
黨爭的王安石，是個為了目的，時不時會任用私人、甚至被手下諂臣蒙騙的領袖。手下一堆奸臣給他丟臉。
后一個王安石，才會被歷代讀書人碎碎念。
說回人品。
之所以把這個放在最后說，是因為：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互為對手，但他倆的私德，都是完美的。他們彼此都承認。
蘇軾他爸爸蘇洵《辯奸論》算是公開攻擊王安石了，也只能挑剔他儀表有問題，表里不一。即，私德上，王安石算是完美。
他和司馬光唯一共有的缺點，大概就是，有些擰。蘇軾作為溫和中立派偏舊黨，既吐槽過王安石，也吐槽過司馬光(說司馬光是孔子的弟子司馬牛)，都認為他倆脾氣擰。所以他倆領導的黨爭，不免流于意氣。王安石為了自己的法令實施，把司馬光與其同僚搞掉了一堆是事實;司馬光后來回歸，把王安石各種法一股腦搞掉，也有些泥沙俱下。王安石是知道自己有些問題的，但聽說免役法都被搞掉時，驚嘆“這個都要廢嗎?”他對這個法是有信心的，但政治斗爭到后來，很容易就不分細節，一把抓了。
故，王安石被攻擊，跟他私德為人無關。
這里多說一句，私德為人和政治道德，真的是兩回事。就像之前有人說，羅斯福有婚外情，又煙又酒;希特勒素食主義不煙少酒也沒有婚外情。論私下待人接物行為習慣，希特勒怕還好些。但政治人物，因為他們可以影響到相當多的人，所以私德為人與政治作風，還是分開看比較好。
所以，在中國傳統史書上，王安石是個有才華、有魄力、銳意求變、在農業時代就懂得讓國家參與宏觀調控的政治家。
但同時，也涉嫌與民爭利、任用私人，故為傳統讀書人所不喜。
為什么王安石到近代，聲名大為反轉了呢?
因為他的“國家參與經濟宏觀調控”，得到過列寧的贊許，在美國羅斯福新政時得到過美國人的推崇。之后，某大國開始弘揚“國家宏觀調控”時，就格外推崇王安石變法了。當然也要為尊者諱啦，所以在我小時候的課本里，大夸王安石的變法，不太涉及他的黨爭手段。
那，今天的重點，也就是這兩個：
——一個政治家的私德、初心與實際的政治作為，不是一回事。
——一個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那一般意味著，當時的風向，要有變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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