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守志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既然如此陶淵明為什么還要出來做官？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陶淵明為什么要出來做官的相關內容一起來看看吧。
就陶淵明的本性和個人的追求來說，他確實是不慕榮利和忘懷得失的；也是由衷地酷受自然山水，向往田園生活的。可是，他是一個封建時代的讀書人，是從祖祖輩輩就接受過正統的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他那熱愛學習，性喜讀書的習慣幾乎與他的生活相始終，盡管處于極為貧困艱難的環境下也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是他的喜好，實際上也反映了他的精神追求。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讀書不僅僅是個人的愛好，而且是學好本領，充實自我的唯一途徑。因為那個時代生產力不發達，科學技術往往是工匠所為，受到輕賤，除了儒家典籍和史籍典章制度之外，作為讀書人來說似乎沒有更多的學習內容了。而那時的知識分子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和機會是非常單一的，那就是從政做官，來實現其濟蒼生，安社稷等政治理想和為國建功立業的人生追求。而且，官做得愈大，實現自己的抱負和自身價值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讀書人都能實現其從政做官的愿望，這就需要有真正的本領和必要的文化知識，當然更重要的是強有力的社會關系，通過各種方式（舉薦、證辟以及隋唐以后的科舉考試）步入仕途，“學而優則仕”幾乎是封建知識分子從政的重要目標。
一個讀書人決不可能無目的、無追求地去讀書學習，一般都有明確的指向性——從政做官。“余豈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可以說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態。陶淵明遍涉各類書籍，“游好在六經”的奮斗，雖不能說他學習的目標只是為了從政做官，但至少不會排除從政意念的。自稱“少時壯且厲”，“猛志逸四海，騫翻思遠責”、“或大濟于蒼生？？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這種壯且厲的志趣，思遠飛高舉的追求，濟蒼生的宏愿，慨嘆不遇和奇名不立的苦悶，不正表明陶淵明的從政和為官首先考慮的是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的宏偉目標嗎？與他質性自然“不慕榮利”和“性本愛丘山”的喜好并不悖離，只是他人生追求多面性中的重要側面而已。有良心、有知識、有追求、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從政，不能說就是為了榮利和得失。更不能說與安貧樂道的精神對立。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始終把蒼生社稷置于他考慮問題的首要位置，把社會責任感作為個人行為的準繩，結合自己建功立業的追求，這樣的廉吏循吏在歷史上（尤其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上古、中古時期）還是不少的。結合陶淵明的為人節操和他的人道廉潔的品行，可以肯定地說，他的為官是清政廉明，不慕榮利和忘懷得失的，也是其安貧守道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歸去來兮辭并序》
這當然是陶淵明于晉安帝義熙元年（405）最后一次為彭澤縣令后掛冠歸隱時的作品。詩人十分坦誠地表明自己家境貧寒，自己又不善于治生，供家養口，生活艱難才去做官的。陶淵明很誠實，他不掩蓋自己的貧困。耕種幾畝薄田養活不了一大家人。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所學的書本知識除了去從政為官之外，實在無法派其它方面的用場。盡管“見用于小邑”等勞務性濁官，為生存計，也只好就之。蕭統也說他“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陶淵明在《飲酒》二十之十九中也說：“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顏延之也是這樣認識的：“毋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陶征士誄》）指出陶淵明出來做官就象古代的田過為養親老而事君，毛義為了養活老母而入仕是一樣的。
【拓展】
陶淵明
高超、閑靜、淡遠，是晉宋間第一流人物。說到饑餓，他是飯瓢常空，家無存糧。說到寒冷，他是粗布短衣，冬天還穿著夏天的葛衣，沒有替換的衣服。他的住房是四壁空空，難以遮蔽寒風和太陽。窮困之狀可以說是到了極點。讀他的《與子儼等疏》說：“我常恨家中沒有楚國老萊子之妻那樣的賢內助來開導我，只有自己懷抱這樣的一片苦心了。你們雖然不是一母所生，也應該思索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意義，齊國的管仲、鮑叔二人是朋友，在經商贏利分財時，多少并無猜疑之意，外人尚可以如此，何況你們是同父的兄弟呢！”這樣看來，陶淵明還是妾生的兒子。他的《責子》
說“雍、端兩人年齡都是十三”，看來這兩個人一定不是同母的弟兄了。陶淵明在彭澤縣作縣令時，下令公田全都種成高粱，說：“這樣我就能常醉酒了，便心滿意足了。”但妻子和兒子堅決請求種粳稻，他就下令讓二頃五十畝種高粱來釀酒，五十畝種粳稻供食用。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自敘也說：“公田的收成，足夠做酒，所以順便求了彭澤令這個小官。”他本希望種的莊稼熟了，一年后離任。然而從仲秋到冬天，他在官僅八十幾天，就自動免官離職。所謂的高粱粳稻，都沒有能吃到一顆一粒，可悲啊！
參考資料：
陶淵明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簞瓢屢空，缾無儲粟；其寒則裋褐穿結，絺绤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粳，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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