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陶淵明道：“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挽歌詩》是最純粹的生命感悟，是用生命寫出的文字，是淵明第一流的文字。
一般人都能記得陶淵明《挽歌詩》中的最后幾句，這是因為中學的教材中一直都選有的魯迅《記念劉和珍君》，文中有這樣著名的一段：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我還記得，上中學時，因為魯迅很多文字都需要背誦，所以非常不喜歡他。但讀到這里，也被淵明這幾句感動。若干年后，再看這一段文字時，覺得魯迅如果不引淵明這四句詩，恐怕感人的力量就要弱很多了。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秋冬之際，陶淵明去世，享年六十三歲(這是一個說法)。在去世前不久，淵明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和《自祭文》。詩與文孰先孰后，已不可考，應該是很近的同一時期的作品，詩與文互為補充，寫盡了臨終前的心情與對生命的思考，所以說這兩篇都是淵明的絕筆。祁寬說：
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于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于祭挽三篇，蓋出于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于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圣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于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元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四引)
這段意思是說，過去很多人也給自己寫祭文挽詩，但有不少人并不是臨終時寫的，而是在健康閑暇時寫的，有的是有些寓意，有的是顯擺顯擺辭藻——道理就想韓愈說的那樣：“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荊潭唱和詩序》)因此，晉時有些名士是有喜好挽歌的風氣的。曾端伯說：“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元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四引)不過淵明自作祭文挽歌與此不同，他是真正在“屬纊”(zhǔkuàng指臨終。古代漢族喪禮儀式之一。即病人臨終之前，要用新的絲絮(纊)放在其口鼻上，試看是否還在氣息。屬，放置。這一儀式稱為“屬纊”。《禮記·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時寫的，所以那種對生命即將終了的情感與體悟，是那些暇日作祭的人無法體驗，也無法表達出來的。甚至祁寬認為，只有孔子和曾子在生命終結時的話能有此境界：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史記·孔子世家》)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禮記·檀弓下》)
孔子與曾子不是我們講的重點，也就不細解釋了。但孔子和曾子臨終前的話，側重點是不一樣。孔子之歌更多是表達一個人臨終時的悲傷，曾子則是至死也守禮不茍且。一個偏重情感，一個偏重理智。而淵明之詩則兼而有之。
從祁寬那段話來看，歷代對淵明《挽歌詩》《自祭文》推崇的不多。這是為什么呢?恐怕還是與國人“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的生活態度有關。中國古人活著的時候，很少去考慮死亡問題，再加上世俗對死亡的忌諱，因此對《挽歌》《祭文》一類的文字很少關注。但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挽歌詩》則是最純粹的生命感悟，是用生命寫出的文字，是淵明第一流的文字。我們把這幾篇作品完整地摘錄于此，這是淵明為自己的人生點上的一個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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