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湖中雁》賞析

2024-10-19 思鄉(xiāng)詩

　　《詠湖中雁》是南朝詩人沈約所作的一首五言詩。這首詩的精妙處，在于詩人用輕靈之筆，寫出湖中許許多多雁，湖面、湖空，參參差差，錯錯落落，唼、牽、斂、帶、浮、動、泛、逐、懸、亂、起、刷、搖漾、舉、還，各種各樣的動作，諸多的神態(tài)，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怼对伜醒恪焚p析。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詠湖中雁

　　朝代：南北朝

　　作者：沈約

　　原文：

　　白水滿春塘，旅雁每迥翔。

　　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馀霜。

　　群浮動輕浪，單泛逐孤光。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

　　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xiāng)。

　　鑒賞

　　這首詩的寫作時間較難確定，清吳淇認(rèn)為可能作于齊粱替革之際，但缺少確鑿有力的證據(jù)。《禮記·月令》：“東風(fēng)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鴻雁來。”春天到了，江南湖中的群雁飛舉，振翅往北，準(zhǔn)備還回故鄉(xiāng)。

　　“白水滿春塘，旅雁每逥翔。”起手即點題。“白水”，極清澈之水。此二句點化劉楨《雜詩》“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而成。次句于“雁”字上著一“旅”字，言此湖不過是雁之逆旅，雁只是逆旅之過客而已，為結(jié)句“還故鄉(xiāng)”鋪墊。“逥翔”，回旋盤翔;“逥翔”前下一“每”字，言每當(dāng)春水滿池，從北方來此過冬的群雁就要起飛盤舞，年年如此，無一年例外。一“每”字，加大了時間的跨度。

　　“唼流”以下六句，用極細(xì)膩的筆觸勾勒湖中群雁的神態(tài)。“唼流”，雁入水覓食貌，宋玉《九辯》：“鳧雁皆唼夫梁藻，風(fēng)愈飄翔而高舉。”“弱藻”，柔嫩的水草。“唼流牽弱藻”，湖雁覓食水流，以至牽動柔弱的藻類，真是刻畫得至細(xì)至微。謝靈運(yùn)《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云：“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季秋北雁南飛，為的是避朔風(fēng)霜雪。冰雪消融，春日和暖，當(dāng)他們振翮準(zhǔn)備北飛之時，仿佛還感到毛羽上仍殘留著舊年的余霜;也正是這余霜，觸動了旅雁的鄉(xiāng)思之情，因為這余霜畢竟是北方帶來的呀!“余霜”一語，頗為曲妙!“群浮動輕浪，單泛逐孤光。”上句，群雁悠閑自在漂浮水面，隨著輕浪晃動。下句，日照平湖，泛泛有光，單雁浮行追逐遠(yuǎn)光中的儔侶。“動”，群雁為輕浪所動，寫出悠悠然之狀;“逐”，單雁主動追逐，帶有一種頑皮勁兒。這兩句，不著一“湖”字，而“兼湖并出，神至之筆”(《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十三)。“唼流”句湖水，“群浮”兩句湖面，“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兩句湖空，層次極分明，具有明顯的立體感。譚元春說：“‘群浮’、‘單泛’、‘懸飛’、‘亂起’，盡湖雁多寡、上下、遲疾、斜整之狀，可作一湖雁圖”(《古詩歸》卷十三)。結(jié)二句“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xiāng)”，篇末點明作意。刷羽，以喙整理羽毛。“搖漾”，李善注：“飛貌”。群雁刷羽同飛，以期一舉北返故鄉(xiāng)。照應(yīng)開頭所言“旅雁”。

　　我國古代詠物詩源遠(yuǎn)流長，何焯說：“園葵(按：即漢樂府《長歌行》，首句為“青青園中葵”)、湖雁(即此詩)，詠物之祖”(《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就時間而言，早于沈約的文人詠物詩有的是，何推此詩為祖，當(dāng)于成就而言。詠物詩或有寄托，或無寄托，或雖有寄托但幽隱難明。王褒《詠雁》云：“河長猶可涉，河闊故難飛。霜多聲轉(zhuǎn)急，風(fēng)疏行屢稀。園池若可至，不復(fù)怯虞機(jī)。”抒寫其流落北方、盼望南歸之情甚明。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認(rèn)為此詩有寄托，他說，梁武帝“及將受禪，休文蓋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詠雁。首句滿塘只是白水，雁尚未集其中，‘迥翔’謂齊梁之間諸人未知所擇：有從梁而得祿者，如‘唼流’句;有不從而中傷者，如‘?dāng)眶纭?有黨附而隨波逐流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無與者，如‘單泛’句”;結(jié)二句則有“自欲隱而兼招隱之意”。這樣的分析不能說沒有絲毫道理，但總感難于圓通，或使人終有“隔一層”之憾。《古詩歸》鍾、譚著眼于該詩的體物方面，較有見地。這首詩的精妙處，在于詩人用輕靈之筆，寫出湖中許許多多雁，湖面、湖空，參參差差，錯錯落落，唼、牽、斂、帶、浮、動、泛、逐、懸、亂、起、刷、搖漾、舉、還，各種各樣的動作，諸多的神態(tài)，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而寫來似一點也不費(fèi)力，不露雕琢之跡，刻畫精細(xì)而不流于纖弱，“詠物之祖”，或可當(dāng)之。

　　作者簡介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漢族，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出身于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qiáng)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誅。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xué)，博通群籍，擅長詩文。歷仕宋、齊、梁三朝。在宋仕記室參軍、尚書度支郎。著有《晉書》、《宋書》、《齊紀(jì)》、《高祖紀(jì)》、《邇言》、《謚例》、《宋文章志》，并撰《四聲譜》。作品除《宋書》外，多已亡佚。

　　介紹

　　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xué)，博通群籍，擅長詩文。在沈約的少年時代，他白天讀的書，夜間一定要溫習(xí)。母親擔(dān)心他的身體支持不了這樣刻苦的學(xué)習(xí)，常常減少他的燈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時期的沈約，已經(jīng)“博通群籍”，寫得一手好文章。

　　歷仕宋、齊、梁三朝。在宋仕記室參軍、尚書度支郎。在齊仕著作郎、尚書左丞、驃騎司馬將軍，為文惠太子蕭長懋太子家令，“特被親遇，每直入見，影斜方出”。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招文學(xué)之士，沈約為“竟陵八友”之一，與謝朓交好。齊梁禪代之際，他幫助梁武帝蕭衍謀劃并奪取南齊，建立梁朝。曾為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蕭衍認(rèn)為成就自己帝業(yè)的，是沈約和范云兩個人。蕭衍封他建昌縣侯，官至尚書左仆射，后遷尚書令，領(lǐng)太子少傅。晚年與梁武帝產(chǎn)生嫌隙。十二年(513年)，憂懼而卒，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賜錢五萬，布百匹。有司謚請謚沈約為“文”，梁武帝道：“懷情不盡曰隱。”故改謚為“隱”。好學(xué)，聚書至二萬卷。

　　著有《晉書》一百一十卷，《宋書》一百卷，《齊紀(jì)》二十卷，《高祖紀(jì)》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并撰《四聲譜》。作品除《宋書》外，多已亡佚。明人由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輯有《沈隱侯集》。

　　文學(xué)成就

　　詩文

　　沈約詩文兼?zhèn)洹．?dāng)時的許多重要詔誥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筆，在齊梁間的文壇上負(fù)有重望。《南史》稱：“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鐘嶸《詩品》將沈約的詩作定為中品，評道： “梁左光祿沈約。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yōu)。詳其文體，察其馀論，固知鮑明遠(yuǎn)也。所以不閑于經(jīng)綸，而長于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故微，故約稱獨(dú)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dāng)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在“永明體”詩人中，沈約占有重要地位。鐘嶸以“長于清怨”概括沈約詩歌的風(fēng)格。這種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他的山水詩和離別哀傷詩之中。

　　與同時代的“二謝”等人相比，沈約的山水詩并不算多，但也同樣具有清新之氣，不過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種哀怨感傷的情調(diào)。如《登玄暢樓》詩：“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陵風(fēng)榭，回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群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云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寫景清新而又自然流暢，尤其是對于景物變化的捕捉與描摹，使得詩歌境界具有一種動態(tài)之勢。詩人以登高臨眺之所見來烘托“離群客”的孤獨(dú)形象，從而將眼前之景同“歸心”融為一處。又如其《秋晨羈怨望海思?xì)w》詩：“分空臨澥霧，披遠(yuǎn)望滄流。八桂暖如畫，三桑眇若浮。煙極希丹水，月遠(yuǎn)望青丘。”全詩境界闊大高遠(yuǎn)，給讀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煙波浩淼的海天景色。結(jié)合詩題來看，海天的空曠遼遠(yuǎn)，正反襯出“羈怨”之情與“思?xì)w”之念。此類詩歌在齊梁山水詩中，亦不失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巖深煙岫復(fù)”(《循役朱方道路》);“山嶂遠(yuǎn)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fēng)”(《游沈道士館》);“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泛永康江》)等描寫山水的詩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約的離別詩也同樣有“清怨”的特點，如最為后人所稱道的《別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fù)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將少年時的分別同如今暮年時的分別相對比，已經(jīng)蘊(yùn)含了深沉濃郁的感傷之情;末二句又用戰(zhàn)國時張敏和高惠的典故(見《文選》李善注引《韓非子》)，更加重了黯然離別的色彩。全詩語言淺顯平易，但情感表達(dá)得真摯、深沉而又委婉，在藝術(shù)技巧上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沈德潛評此詩：“一片真氣流出，句句轉(zhuǎn)，字字厚，去‘十九首’不遠(yuǎn)。”(《古詩源》卷十二)沈約的悼亡懷舊之詩，“清怨” 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詩》：“去秋三五月，今秋還照梁。今春蘭蕙草，來春復(fù)吐芳。悲哉人道異，一謝永銷亡。簾屏既毀撤，帷席更施張。游塵掩虛座，孤帳覆空床。萬事無不盡，徒令存者傷。”詩的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來反襯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將悲傷的情感同凄涼的環(huán)境融為一處，情狀交現(xiàn)，悲愴靡加。除離別哀傷之作外，沈約的抒懷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傷春》、《秋夜》以及樂府詩《臨高臺》、《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約集中皆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 的風(fēng)格特征。

　　四聲八病說

　　南朝齊永明年間，周頤著《四聲切韻》，提出平上去入四聲。沈約與謝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將四聲的區(qū)辨同傳統(tǒng)的詩賦音韻知識相結(jié)合，規(guī)定了一套五言詩創(chuàng)作時應(yīng)避免的聲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記之“八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鈕、正鈕等八種聲病，“八病”具體為何，說法不一。“四聲八病”說為后來產(chǎn)生近體詩奠定了基礎(chǔ)。

　　史學(xué)成就

　　在沈約之前，已經(jīng)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jì)、傳和《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只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后來，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等相繼續(xù)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廢。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負(fù)責(zé)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chǔ)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大明時期。所有這些，都為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xiàn)資料。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wù)，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jì)、傳七十卷。起于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于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沈約撰《宋書》的經(jīng)過大致如此。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創(chuàng)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后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為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后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后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見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里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于統(tǒng)治地位，社會風(fēng)氣崇尚門第、家族史和譜系之學(xué)在史學(xué)上的反映。第二，創(chuàng)《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xué)上的一種特殊的反映。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提倡“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tǒng)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fēng)。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xué)的一個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xué)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yùn)”。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于志。”他的這句話被后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xué)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宋書》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讀的好文章。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別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王弘傳》記王弘說：“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后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書還說;“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真不愧是門閥土族講究“禮法”的楷模。《宋書》重視禮志、樂志，洽是這種社會風(fēng)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qū)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xiàn)。《州郡志》序說;“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dāng)時社會的動蕩于此可見一斑。四是創(chuàng)立《符瑞志》，從遠(yuǎn)古到劉宋，歷舉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揚(yáng)“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yīng)”。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xiàn)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xué)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在沈約同時和沈約以后，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fā)顯得重要了。

　　除《宋書》外，沈約還著有《晉書》一百一十卷，《齊紀(jì)》二十卷，《高祖紀(jì)》十四卷。

　　但是，沈約在南朝的劉宋、蕭齊和蕭梁都曾任重官，所以在為齊武帝撰《宋書》時，曾經(jīng)因為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職而避諱了很多從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時期的史實。民國史學(xué)家蔡東藩曾認(rèn)為《宋書》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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