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詩經》中的禮樂文化的審美展示

2024-09-10 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為三百一十一篇。因《南陔》《白華》等六篇為笙詩，有聲無辭，故現存三百零五篇。《詩經》的寫作年代，悠遠漫長，始于周，止于春秋中期，歷經五百余年，這正是周王室的興盛時期，禮儀教化風行，史稱刑措不用。可謂適逢其時，步隨其跡，追錄其事，禮樂文化在《詩經》中得到了全面的審美展示。《詩經》是禮樂文化詩情畫意的紀錄。

　　《史記·孔子世家》稱：“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孔子刪詩的傳說，自古存疑，但是，司馬遷關于“取可施于禮義”的提示，表明《詩經》的編選原則，是禮樂文化精神的追求，這的確是不移的至理。同時，詩與音樂舞蹈同步，本是古代歌詩曲舞同源誕生的藝術規律。這一點，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有說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這些都是在證明，《詩經》與禮樂文化融為一體的原創面貌。說來有趣，由于對教化的審美品格持不同的觀點，墨子在《非儒》中揶揄“弦歌鼓舞以聚徒”，還曾嘲笑過孔子哩!

　　《詩經》對禮樂文化的宣揚，首先反映在對祭祀典儀的歌頌。《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除《臣工》《豐年》《載芟(shān)》等篇章，是為了春夏祈谷、秋冬謝神而作的祭歌外，大多均為對周室祖先的禮贊，是圣人崇拜。周頌中的《生民》《公劉》《緜(mián)》《皇矣》《大明》，歷陳從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是一部周王室傳說的史詩。

　　《詩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后稷是周室的祖先。相傳，姜嫄禱神救子，因踏上天帝的腳印而受孕。這個曾被視為不祥之兆的嬰兒，就是后稷，曾幾度被棄。棄于荒道，牛羊哺乳;棄于冰河，鳥翼環護，終因神佐而健康成長。后稷自幼喜愛蔬果豆麥，有種植的高超技藝，他教民稼穡，造福人類，被譽為農耕之神。后稷三傳至公劉，公劉大遷徙，擇地而居，開疆辟土，勤耕作，畜牛羊，國富民強。古公亶父是公劉的十世孫，是文王的祖父，《緜》詩詳述其功業：營造宮室，制定官制，為文王以禮樂立國奠定了基礎。《皇矣》是對文王伐密、伐崇的記敘;《大明》是對武王伐紂立國的歌頌。這些短章，敘事簡約，格調堂皇，旋成袖珍式的大周史詩。《詩經》是周室的搖籃曲，是華夏民族最古老的創業頌歌。

　　對祖先的頌揚，是為了永記祖德，仁政惠民，祈偉業永固，所以，在《詩經》中，不乏對后來者的訓誡之詞。《大雅·文王》就正面提出要記取殷紂亡國的教訓：“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不要重蹈覆轍。《詩經》還提出“天命靡常”的觀點，認為天授皇權，也不是永恒不變的，還要看權力的執行，能否符合天道民心。小雅《十月之交》認為，天時不正，“日月告兇，不用其行”，不全是天意，而是人世間“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十月之交》進而提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百姓遭受的災難，不是上天降禍，莫信議論紛紛，執掌禍福，全在自身。這是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是人權意識初萌的宣言。

　　禮樂文化倡導“以德配天”：進一步提出，君主的權力，雖是天授，但能否成為上天合格的代理，還有待君主自身的道德修養。天神在授權的同時，還在監督執掌權勢者是否失德，是否玩忽職守。《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上帝監督執法，有至尊至上的權威;上帝審視四方，體察百姓是否安寧得福。“以德配天”，把宗教、政治與道德結合在一起，是為了實現政治的清明。

　　與贊頌仁政同步，《詩經》中也出現了不少對強權掠奪、不勞而獲的諷刺和譴責。《魏風·伐檀》尖銳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種地，倉庫中怎么儲存這么多的糧食?不打獵，屋檐下怎么懸掛這么好的獸皮?正人君子，不應白吃白拿別人的東西!《魏風·碩鼠》以鼠設喻，提出警告：“碩鼠碩鼠，無食我粟。”《小雅·黃鳥》借鳥嘲諷，嬉笑怒罵：“黃鳥黃鳥，無集于谷，無啄我粟。”并且在《鄘(yōng)風·相鼠》中，把這些行為視為對禮儀的敗壞：“人而無禮，胡不遄(chuán)死。”“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做人不講禮儀，不如早點死掉;不講禮儀，茍且活著做什么?《詩經》且歌且謠，熱情表達對禮儀精神的維護。

　　《詩經》還以大量的篇幅，記敘普通人的農耕勞作和日常生活以及他們的情感天地。《詩經》表達最普通的悲苦，乃是“哀我征人，朝夕不暇!”這說的是戰爭兵役給人們帶來的無盡思念。國風《君子于役》描繪了一幅令人動容的畫面：“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從軍遠行，不知何日歸來。夕陽西下，時近黃昏，雞禽牛羊，回歸窩巢。婦女倚門佇望，不知親人何時歸來。而遠行征人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在小雅《采薇》中，也得到情景交融的描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離情別恨的千古名句，在中華子孫心中，永遠珍藏。

　　《詩經》緣情綺麗，對人性人情的拳拳關愛，還表現在大膽的愛情傾訴之中。《鄭風·野有蔓草》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雖偶然相遇，卻一見鐘情，大膽以身相許。原來，在遠古的藍天麗日下，竟也有這樣一片自由的愛情天地。

　　對《詩經》詠唱的內容，孔子在《論語·為政》中一語定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是對《詩經》展示禮樂文化的肯定。同時，我們從中還有緣得悉，孔子對《詩經》歌頌、諷喻、議論、抒情的全面贊許，表明孔子的禮樂倡導，分明存在著尊重、關愛人性人情的廣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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