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外文化交流史，我們突然發現，眾多不同國家的漢學權威在介紹中國傳統經典時，大多都將《三字經》與《論語》、《孟子》等儒家圣人經典并列推介。
他們這種出自非功利色彩的選擇，正好道出《三字經》 同樣不可小覷的文化意義。
在十七世紀前后，不僅俄羅斯推崇《三字經》，韓國、 日本也對《三字經》青眼有加。日本早在江戶時代(1603~1868年)已印行由中國商船帶來的各種版本的《三字經》。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1868~1921年)， 日本的私塾已采用《三字經》，后更大量出現各種仿制 本，如《本朝三字經》、《皇朝三字經》等，多達二十 多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字押韻，介紹日本歷史地 理文化道德的《本朝三字經》。如今，人們仍不時提起 這本在日本影響深遠的啟蒙讀物。
在英國，馬禮遜(1782~1834年)對《三字經》的流傳 功不可沒。
如果講利瑪竇首次開創了真正意義的中西 文化交流，那么，馬禮遜就是將中西文化交流推向更 深層次、更廣泛影響的關鍵人物。
因為利瑪竇開創性 的貢獻更多的是讓中國人從科學技術中認識世界和西 方，而馬禮遜不僅是《圣經》中文譯者、第一本漢英 辭書《華英詞典》的編撰人，他還創辦中外人士學習 東西方文化的華英學院，從此，中西文化的交流逐漸 突破了單一的文化輸送，逐漸走向雙向的文化溝通互 補，而他著手翻譯的第一本中國傳統經典就是《三字 經》。
1812年，他出版《中國春秋》英文版，包括《三 字經》和《大學》，雖僅70多頁，但在渴望了解中國的 英國文化界卻風行多時。修訂后，1917年又在倫敦再版。
后來，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他主辦的《中國叢報》上 刊載《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讀物，并走向美國。
在法國，也有一位大學者將目光停留在《三字經》上， 他就是儒蓮(1797年~1873年)，一位杰出的猶太籍漢學 家。
他在1827年擔任法蘭西研究院圖書館副館長后，充 分利用豐富的漢文藏書，潛心研讀中國經典，他積四 十年功夫，翻譯出《孟子》、《三字經》、《西廂記》、《白 蛇傳》、《老子道德經》、《天工開物》等中國典籍，而 他也成為法國漢學三大時期的代表人物，后來法國還 以他名字設立“儒蓮漢學獎”，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曾 獲此獎。
眾多歐洲漢學家在翻譯中國傳統經典時，可能會對其 中一兩本典籍有所忽略，但對《三字經》都不見遺漏， 這確實是個有趣的文化現象，其實也折射出這本啟蒙 小書確實蘊含著令人無法繞開或輕視的文化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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