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是筆者最為欣賞的古人。他把兼濟型與獨善型兩種人格，合為一體卻不簡單相加，這種兼容協調型人格堪稱傳世典范。在古典氣質失落、塵世生命無根的現代社會，有必要反復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以借鑒于自己的人生。
追根溯源，蘇東坡所景仰師法的人格標本，主要有三個：莊周、陶淵明和白居易。
蘇東坡經常感慨，“今見莊子，得吾心矣�！鼻f子那種隨緣自適的生活態度，和同萬物的思維方式，對于他而言受益終生。他詩文中的成語典故，出于《莊子》的極多，是以故為新的創作手段。同樣是追步莊子，蘇軾并不像魏晉文人那樣言行詭譎，有意走偏至過火，而是從莊子勾勒的人格原型中，吸取了個性舒張、蔑棄庸俗等積極內涵，而揚棄了那些狂怪放蕩、乖違人情之處。
蘇東坡在為官與歸隱之間選擇了“無此無彼”，走的是一條雖官猶隱的道路，就是因為他吸取了莊子獨立不倚的人格精神，而拋棄了他否定社會、厭棄人生的悲劇性偏見。他力求在紅塵十丈中保持自我的人格，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為國為民做點貢獻，并且努力使自己在白衣蒼狗般變幻的政權角逐中，活得輕松一些，灑脫一些。
蘇東坡思維方式明顯帶有莊子哲學的意味。好像是分身塵外，把自己同時作為人生舞臺的演員與觀眾，以塵外之超我，笑世中之本我，從而達到超然忘憂的效果。他在出處、辭受之際，在兼濟與獨善之間，尋得一條合情合理卻又異常艱難的道路：偏左則為狂猖，必遭滅頂之災；偏右則為鄉愿，淪為蕓蕓眾生。他以其一生的豐富實踐，為后人提供了一個理想的人格典范。
蘇東坡單純直率，在政治上與王安石之流相比，近乎幼稚。官場的逼仄、狹隘，有可能是爾虞我詐、鉤心斗角，有可能是瑣碎無聊、庸俗乏味，缺少的是一種莊子所說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的逍遙自在。然而，他在官場的生存藝術與周旋能力卻是無人匹敵的。
蘇東坡與眾不同的是，他不是前期進取、中歲消極、晚節頹唐那樣一種呈拋物線形的人生模式，更不是前期積極進取、后期消極頹唐的兩半截人生格局，除了黃州時期短暫的彷徨之外，他一生的精神氣象都是明朗樂觀的。
《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寫于蘇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之時，那是他的人生低潮期。他本來可以大發
牢騷，甚至一擲官帽，拂袖而去，但是沒有那樣做。面對相傳為三國古戰場的赤壁，吟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年“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立下不世之功的周瑜，以及與周瑜同時代的叱咤風云的豪杰們，今天又在哪里呢？是的，“檣櫓”可以“灰飛煙滅”，人不亦是如此嗎？眼前留下的除了“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江山之外，還有什么呢？明白了這點的人，對于進退、榮辱、毀譽為什么還要那么在乎呢？莊子不是這樣說過嗎——“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保ā跺羞b游》）
從此以后，無論升遷，還是被貶，哪怕是被貶到天涯海角的惠州和儋州，蘇東坡的心態總是平和的。他看淡官場，又不離棄官場。無論世事如何，該吃飯時他吃飯，該睡覺時他睡覺，該潑墨時他潑墨，該填詞時他填詞，該為百姓做事時，他又認認真真為百姓做事。
在蘇東坡的眼中，官場與山野、田園沒有區別，做官與耕田、游樂沒有區別。他活得自然而隨性，莊子當為之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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