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弟兄六個，有五個當過兵。當過兵的幾個弟兄，對大姐都比較冷淡。這冷淡，是有原因的：二哥1957年當的兵，當兵第二年便入了黨，接著要提他當干部，說是提個排長。結果沒有提，沒提的原因是大姐夫的家庭出身——大姐夫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出租者”，就是家里有些地，自己種不過來，讓給別人種，從中收點地租，得點好處，這也就有了“剝削行為”。二哥沒有提上干部，在部隊呆了兩年，便回到家鄉。回來后見了大姐，就不再說話。大姐為此看著我母親哭，怪母親把她從城里嫁到鄉下，嫁給一個有剝削行為的人，她說是她害了弟弟，毀了弟弟的前程。母親說當初把大姐嫁到鄉下，圖的是有口飯吃，誰想到會這樣！
自二哥的事之后，大姐就覺得自己有“罪”，對不住娘家弟弟，因此，她常常用行動來補自己的“過失”。
1962年，我們國家遭受自然災害，城里人大多吃不飽，大姐就常常帶些地瓜、白菜，讓母親弄給我們吃。她家有棵杏樹，每到杏子成熟，大姐會打下些，用頭巾包了，走幾十里，送到娘家來……但無論大姐怎樣做，她始終沒能走進我們弟兄心里。因為自二哥的事之后，我們小弟兄幾個，在入黨、提干上，都有著與二哥相似的經歷……
大姐是1995年去世的。在她去世的前一年，我在老家的門前遇到她。那是4月間的一個中午，大姐坐在老家門前的柳樹下，她的頭發全白了，兩眼浮腫。我問她，怎么一個人坐在這？她說：來看看。其實，老家已沒人居住，幾間年久失修的老屋，門鎖著，麻雀在跳上跳下。
“這棵樹是我和俺媽栽的……”大姐撫摸著柳樹，告訴我，在這棵樹下，她抱過我們弟兄幾個，在春天，用柳枝兒為我們編過小帽……
大姐活著的時候，沒有和我們弟兄幾個作過更多的語言交流。她唯一能對著哭訴的，是我們那早已過世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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