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行在荒山枯嶺之中，卻恰似一葉小舟，獨行水上。
水在哪里？抬望眼，到處都是旱地兒。安全的行走，卻在考察中國農村飲水的安全與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喚我嗎？
我寧可相信，給我安排這樣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運。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為生命之源，必然與命運有關。我的行走，由北國到江南，由內地到邊陲，因水而來，為水而去。中國農民與安全的飲用水之間，撼動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滿臉泥石流一樣的眼淚；是得到一口水的欣慰、亢奮以及苦菜花一樣的笑容。苦菜花也是花兒，笑了，就好！
人類最安全的表情，是笑容，那是因為安全的水在笑容里行走，并把安全的生命表征寫在臉上。水如果不安全，還沒笑呢，表情早就因飲水危機而坍塌，滿臉廢墟，是僵尸上大地龜裂、江河斷流的五官七竅。
我習慣了欣賞、珍惜一滴水的晶瑩，那是因為上蒼首先給我生命開始的那一刻就安排了缺水。我生活的城市天津和我的故鄉天水，兩個地名的表層意思在于：水之上，都是天；天之下，都是水。有趣的是，地名文化的涵養層與現實的水資源如此的大相徑庭，構成了精神鏈條上的文化幽默：一個擁有九河下梢的美譽，卻晾曬在渤海灣一望無際的鹽堿地上，飲用水極度匱乏，城鄉供水主要依賴龐大浩繁的引水工程從幾百里、幾千里外的灤河、黃河與長江獲得；一個擁有天河注水的傳說，卻被挾裹在黃土高坡與秦嶺山地的夾縫里，淡水資源年年告急，山區農村飲水主要依靠雨水集流而成的水窖。故鄉的西漢水流域，曾經是誕生過《詩經》之《秦風》的地方，“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那些像蘆葦蕩邊蝴蝶一樣飛舞的文字，曾經迷倒過多少懂水、懂愛、懂日子的蕓蕓眾生。而今，水，像一個從歲月里漸漸變瘦、變飄渺的沒有安全感的弱勢群體，讓生活其中的我，真正體味到渴望兩個字的淵源和含義。渴望一詞，顯然誕生于人類尋覓安全飲用水的一次次行走。天津、天水這樣的地名，本身就是一種精神觸角的尋找與行走，一種情感翅翼的希冀與力量，其中所有的引申義，都是為了一種目標和夢想的抵達。生活在渴望中是幸運的，撲面而來的，最是日子的滋味兒。
所以，我為生活在這樣的家園感到榮幸，行走，并始終渴望。
月高星稀之夜，村口旱井邊排隊曳水的村民像上繳皇糧時挨成一溜兒的麻袋兒，高高矮矮，與夜和時間一起相守、膠著，其中有不少是年邁的母親和撇著嘴的小娃娃。這是我兒時記憶里一成不變的定格畫面。那樣的夜，漫長，執著，悲壯，躁動。疏忽間劃過天際的一顆顆流星，像慘白的巨大刷子一樣把山野閃得通亮，瞬時又把一張張因期待而呆滯的臉拽入更為深重的、不安全的暗夜。探入幾十米深井的，不是桶，而是鏈接在繩子一端的十幾個小鐵罐兒，“叮叮當當”地下去，直奔大地堅硬的心臟，每個小鐵灌兒里哪怕勾曳進一滴水，拎出井口，就能照見月亮含蓄的臉。雞叫三遍，挑一擔泥水回家，一天的日子就像曬蔫了的秧苗，惺忪地舒展開來，舒展在炊煙里，也舒展在心上。
“叮叮當當”。這樣的聲音在我記憶里原地踏步了三十多年，像干涸的深井里一串串永遠也無法安全的生命符號。
當有那么一日，我突然發現全國各地的文化藝術機構通過我的《皇糧鐘》、《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硌牙的沙子》、《殺威棒》等小說改編而成的話劇、影視、戲曲里呈現了那么多干旱、缺水、枯井等藝術元素時，我才頓悟，早在十幾年前，寫水，就已經成為我的自覺或不自覺、意識或下意識，我和我筆下的鄉村土地、鄉村人物、鄉村故事所構成的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歸根到底，竟然是我與水的關系。“從秦嶺的小說里可以找到農民”。這曾是專家給我的小說所賜的定義，我此刻在想，所謂“找到農民”，大概首先是上蒼給我提供了中國飲水民生的現實背景。讓我行走，是為了讓這個背景在我的視野里更遼闊，更博大，更清晰，更透明。我步履匆匆，我無法矜持，每一個腳印都豎起耳朵，在諦聽和判斷，何處？人畜焦渴；何處？飲水安全。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仍然喝不上水，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凡是真正懂得中國農村現實的觀察家，一定懂得中國最根本的民生，其實就是鍋碗瓢盆里的那一口水。十幾年前，中國有8億多農民存在飲水不安全問題，到了2005年，這個數據變成了3.2億。3.2億不是個小數目，它足以構成一個國家的危機之最。當飲水危機成為一個國家的第一危機，民族復興與未來的藍圖，只能繪制在干涸的河床上。
這是個沉重的話題，重到什么程度？從大禹治水時代直至2005年共和國實施的農村飲水安全工程中全國各地用于修建水渠、水庫、水柜、水窖、水池所需的所有石料、土方、鋼筋、水泥、管材重量的總和有多重，這個話題就有多重。
捫心自問，我筆下怎堪負荷如此之重或重之一分子？當國家水利部通過中國作協找到我，并委派我在全國范圍偏遠地區的鄉村做一番行走時，我曾三次堅辭不受。當干旱留給我的焦渴在內心板結成痂，這種久遠的痛感只適合于我在小說里發酵我萬能的虛構和無窮的想象，如若讓我用紀實的目光重新與中國鄉村億萬雙干涸的目光對接，并在他們生活的旱井里打撈心靈的潮濕與精神的水滴，我沒有那個勇氣，不是悲憫情懷與責任良心不達標，是我太過于清醒水對中國農民心靈的傷害，太過于敬畏中國農民對水刀子般尖銳、神性般祈護的情感了。水利部的官員說：“希望您不要推辭，我們在您的小說里讀到了您對水的理解，水是中國最大的民生，還有什么樣的農村現實比農民的飲用水更像現實呢？”
寫作者面對這樣的理由，謀求退路無疑是可悲的。在2012年5月中國作家“行走長江看水利”的啟動儀式之后，我開始了單槍匹馬的行走，目標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現狀以及飲水安全解決中、解決后中國農民物質和精神層面的脈動和樣貌。重慶、貴州、廣西、云南、陜西、寧夏、甘肅……最終落腳天水。7月中旬，當我在天水的一家賓館梳理一路走來的所見所聞時，我感慨、回味、沉思、亢奮，腦子里像瀑布一樣傾瀉的，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背景下農民的苦與樂、悲與歡；是農民挑水路上無助的眼神；是農民喝上安全飲用水的第一次深呼吸。這里是羲皇故里，天水大地灣文化呼應著史前文明的種種可能。記得與水利部的一位部長對話時，我們不約而同地談到出土自大地灣的7千年前的尖底兒陶瓶——母系氏族的先民們用它盛滿水，再穩穩當當地插在土地上——安全使用。今番的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我不好妄言與先人的飲水思想是否一脈相承，但作為一種安全信息的遙相呼應，至少在理念上是成立的。似乎是，飲水安全，正從史前文明中走來，又從21世紀的現實中出發。
這使我想到了由八卦衍生而來的詞：天一生水。當年人祖伏羲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繹八卦的時候，早就啟肇黎民：水的未來，就是我們人類的未來。這樣一個悲憫的話題，不久前變為我在天津市青年作家讀書班的講座主題，我說，身處大都市的你與我，每當優雅而隨性地擰開水龍頭的時候，一定要帶著我們內心的悲憫。我們得相信水給予了我們什么，相信水和相信祖先是一個道理。相信祖先，就有理由相信人類為了飲水安全所付出的一切，那里的每一滴水，像我們血管里的每一滴血，有晶瑩，有份量，有溫度。
從北京出發前，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學評論家告訴我：“不僅僅是你需要這樣的行走，而是你的作品更需要這樣的行走。”
“秦作家，我們希望文學里有水，那是我們莊稼人的命。”在陜北，一位農民說。
對此，我無論怎樣回應，都會像旱井一樣空洞，只有和盤托出行走記錄，那里有一串串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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