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中旬，我急匆匆從中原的鄉下去看護在杭州打工卻生了重病的妻子。妻子就診于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在醫院，病人和病人家屬對于錢的渴望遠遠高于一切。為了可憐的節省，我含淚在老鄉們人托人的幫助下，終于租住在醫院南邊的一幢居民樓里。房間之小，租金之高，醫院除錢之外的冰冷和無情，說出來都是淚，不說也罷。
浙大一附院在什么路，我住的是什么巷，叫什么小區，真真地講：拼著老命的想也想不出來了。但我卻常常的做著夢，夢里面的我從醫院回到租房經過“南宋錢幣鑄造廠”，從租房到醫院或是去菜市場也必須經過“南宋錢幣鑄造廠”。
是的，我租的房間下面向西一小小點路就是“南宋錢幣鑄造廠”。一幢兩層樓房，二十幾平方米的樣子，房子前面刷有“南宋錢幣鑄造廠”的大字，東山墻掛有一個“南宋錢幣博物籌建處”的牌子，燙金的字有些斑斑點點，應該是掛的有些時間了。但這些確確實實的見證是著杭州城的繁榮與繁華的。從此再向西十幾米，然后往南，就有“毛主席來過的地方”，好像叫小營吧。又走幾步路，是“錢學森故居”，也在這大約叫小營的街上。這條路我因為每天早起去菜市場必須經過，所以還有點影像。家有病人，心思真是再無其他了。
但這足以證明杭州我確實是住過了。
最早知道杭州，是因為杭州的西湖在文人騷客筆下那浪浪的文字，還有就是埋著的人物很有些名頭以及因為批判封建主義而選進高中教材的那篇《論雷峰塔的倒掉》了。“錢塘自五代時，不煩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樂。十余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海商賈，風帆浪泊，出入于煙濤杳靄之間，可謂盛矣！”這段文字我也記得，它是出自文壇大咖歐陽修所留下的對杭州對西湖的描述。
錢塘就是杭州，說胥山也好，叫武林也罷，就看地方長官開什么樣的口了，就像我所居住的小城里有塊地皮，來一任大官更換一種雕塑的圖形一樣。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卻真是口口相傳讓人耳熟能詳的。“人人爭相往之”起碼在我們這大人小孩凡有勞動能力者都要外出務工的地方是個不爭的事實。因而杭州的“可謂盛矣！”是不足為奇的。何況在我們這個既要給人看臉，又要勉為生計的時代。
1132年，大概就是在“泥馬渡康王”的時候，“可謂盛矣！”的杭州當時是“盛”到頂了。“市列珠璣，戶盈羅猗，羌管弄情，菱歌泛夜”，柳永的東南形勝，也不足以道出現今杭州官方也津津樂道的中國帝王古都氣象之萬一。
然而，大宋王朝卻剛剛在馬蹄下灰飛煙滅。康王趙構也是在屁滾尿流中找張椅子剛坐下喘氣。很快地，比攆兔子還快的溜須拍馬獻媚者紛至沓來。“南宋錢幣”就在我因妻子住院而臨時租住的地方開工鑄造了。宮殿也在修，城池也在建，成千上萬的美女在官員的派遣下蓮動如風也在來朝的路上，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帝王喘息未定的時候出現了。趙構緊皺的眉頭舒展開來，既然往事不堪回首，那么，就行樂吧。抗金?與哥鳥干？
大片淪陷的北方和生靈涂炭的人民絲毫不影響“偏安一隅”的朝廷里任何官員的豪華興致。更重要的是所有溜須拍馬獻媚者的春天來的比以往更早一些。“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花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壚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里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髻云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馀情寄、湖水湖煙。明日再攜殘醉，來尋陌上花鈿。”這詞，讓高宗駐目稱賞久之，一個就知道填詞的人兒在高宗的贊許中，即日予釋褐而脫去平民衣服當大官了。要的就是忘憂山水，縱情酒色的能人，杭州想不繁華都難上加難。
我只是貧而又貧之徒，因為家屬的病癥和租住地而只能記住“南宋錢幣鑄造廠”。而南宋的繁華也免不了要用錢幣交換。但這種用錢買來的繁華能維持多久？
據說，高宗是將杭州改為臨安了的，萬萬沒想到真的“臨安”了，一語成讖看來絕非一人一日一事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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