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在從前是行樂之一，但現在已變成一種實業。旅行在現代，確已比在一百年前便利了不少。政府和所設的旅行機關，已盡力下了一番功夫以提倡旅行；結果是現代的人大概都比前幾代的人多旅行了一些。不過旅行到了現代，似乎已是一種沒落的藝術。我們如要了解何以謂之旅行，我們必須先能辨別其實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種虛假旅行。
第一種虛假旅行，即旅行以求心胸的改進。這種心胸的改進，現在似乎已行之過度；我很疑惑一個人的心胸，是不是能夠這般容易地改進。無論如何，俱樂部和演講會對此的成績都未見得良好。但我們既然這樣專心于改進我們的心胸，則我們至少須在閑暇的日子，讓我們的心胸放一天假，休息一下子。這種對旅行的不正確的概念，產生了現代的導游者的組織。這是我所認為無事忙者令人最難忍受的討厭東西。當我們走過一個方場或銅像時，他們硬叫我們去聽他講述生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三日，死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等。
我曾看見過女修道士帶著一群學校兒童去參觀一所墓，當她們立在一塊墓碑的前面時，一個女修道士就拿出一本書來，講給兒童聽，死者的生死月日，結婚的年月，他的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許多不知所云的事實。我敢斷定這種廢話，必已使兒童完全喪失了這次旅行的興趣。成人在導游的指引之下，也變成了這樣的兒童，而有許多比較好學不倦的人，竟還會拿著鉛筆和日記簿速記下來。
中國人在有許多名勝地方旅行時，也受到同樣的麻煩；不過中國的導游不是職業人員，而只是些水果小販、驢夫，農家的童子，性情略比職業導游活潑，但所講的話則不像職業導游那么準確。某一天，我到蘇州去游覽虎邱山，回來時，腦筋中竟充滿了互相矛盾的史實和年代；因為據引導我的販橘童子告訴我，高懸在劍池四十尺之上的那座石橋，就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妝處（實則西施的梳妝臺遠在十哩之外）。其實這童子只不過想向我兜賣一些桔子，但因此居然使我知道民間傳說怎樣會漸漸的遠離事實，而變為荒誕不經。
第二種虛假的旅行，即為了談話資料而旅行，以便事后可以夸說。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產地虎跑，看見過旅行者將自己持不飲茶時的姿勢攝人照片。拿一張在虎跑晶茶的照片給朋友看，當然是一件很風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將重視照片，而忘卻了茶味。這種事情很容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縛，尤其是自帶照相機的人，如我們在巴黎或倫敦的游覽事中所見者。他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完全消耗于拍攝照片之中，以致反而無暇去細看各種景物了。
這種照片固然可供他們在空閑的時候慢慢地閱看，但如此的照片，世界各處那里買不到，又何必巴巴地費了許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攝呢。這類歷史的名勝，漸漸成為夸說資料，而不是游覽資料。一個人所到的地方越多，他所得也越富，而因而可以夸說的也越多。這種尋求學問的驅策，使人在旅行時不能不于一日中，求能看到最可能的多數的名勝地。他手里拿著一張游覽地點程序表，－到過一處，即用鉛筆劃去一個名字。我疑心這類旅行家在假期中，也是講究效能的。
這種愚拙的旅行，當然產生了第三種的虛偽旅行家：即預定了游覽程序的旅行家。他們在事先早已能算定將在奧京或羅京耽擱多少時候。他們都在起程之前，先預定下游覽的程序，臨時如上課一股的切實遵時而行。他們正好似在家時一般，在旅行時也是受月份牌和時鐘的指揮的。
我主張真正的旅行動機，應完全和這些相反。第一，旅行的真正動機應為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較為詩意的說法，旅行以求忘卻一切。凡是一個人，不論階級比他高者對他的感想怎樣，但在自己的家中，總是唯我獨尊的。同時他須受種種俗尚、規則、習慣和責任的束縛。一個銀行家總不能做到叫別人當他是一個尋常人看待，而忘卻自己是一個銀行家，因此在我看來，旅行的真正理由實是在于變換所處的社會，使他人拿他當一個尋常人看待。介紹信于一個人做商業旅行是一件有用之物，但商業旅行是在本質上不能置于旅行之列的。
一個人倘在旅行時帶著介紹信，他便難于期望恢復他的自由人類的本來面目，也難于期望顯出他于人造的地位之外的人類天然地位。我們應知道一個人到了一處陌生地方時，除了受朋友的招待，和介紹到同等階級的社會去周旋的舒適外，還有比這更好的，由一個童子領著到深山林叢里去自由游覽的享受。他有機會去享受在餐館里做手勢點一道薰雞，或向一個東京警察做手勢問道的樂趣。得過這種旅行經驗的人，至少在回到家里后，可以不必如平時的一味依賴他的車夫和貼身侍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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