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饃之大，當然不僅指體量而言，其更為深層的意義在于，大饃承載著一個時代的記憶，寄托著一個時代人們對于天地的敬畏，對于祖先和長輩的尊敬。作為農耕時代的一個文化符號，大饃和窗花、壓歲錢等文化元素一起，構成了特定時代人們對于過年的期望和歡娛。
農耕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形成了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習俗和傳統，過年即為其一。
有誰還記得《祝福》里面的祥林嫂呢？在魯鎮那個特定的文化地域里，以秀才自居的鄉紳魯四老爺家里，寡婦兼“下人”的祥林嫂是不能參與為四老爺家準備祭祀所用的食物的，因為四老爺說她晦氣。假若四老爺生活在北方，那么祥林嫂是不可能參與大饃的制作過程的。在吾鄉曠朗的黃土塬上，也有著和魯鎮同樣的規矩。
每年末歲尾，家家戶戶忙著蒸大饃的時候，也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節。每年母親都會在這最冷的幾天里，被人請去做面花，蒸大饃。為什么偏偏要請母親呢？少年時代，我們也常常為這個問題犯愁。母親走了，我們就沒有熱飯吃了，所以我們寧愿母親不被請走。可是母親總說，鄉里鄉親的，誰家沒個大事小情呢？長大一些后我們明白，被人請去蒸大饃也許是母親的一項榮譽。倘若不是兒女雙全，心靈手巧，婚姻美滿，品行貞潔，母親是不會被請去幫助人家蒸大饃的！
大饃在黃土塬上還有一個本土化的名字，叫糕或者年糕。以長江為界，農耕中國的南方以食米為主，所以年糕自然是米制品。而高寒的北方高原以面食為主，年糕自然就以面為主。因為這體型碩大的饃饃有花有棗，雜以雞蛋和花邊，還有洋桃紅點染，所以就享有了一個專有的名詞：年糕。然而我一直遲疑這種面食究竟是寫作“年糕”還是“年高”？由于大饃主要是拜年時送給年高的老人和長輩，做賀年的禮品，或者作為祭祀祖先敬獻天地神靈的祭品，所以寫作“年高”也不無道理。少年時代我親見禮薄上就有關于“年高”或者“麻食”的字樣。
和窗花一樣，被叫做年糕的大饃在商品時代已然成為非文化遺產家族中的一員。在我的家鄉，剪窗花、蒸年糕的巧手媳婦，和修造地坑院兒的泥匠，已然成為非文化遺產的傳承者。他們今天的勞動作為一種表演和傳承，已經失去了勞動本身的意義，而成為一種文化表情。與這種表情相對應，大饃如一位洗盡鉛華的貴婦，穿越時光漫長的隧道，卸掉農耕文化的所有內涵，而僅僅成為商業時代的一道旅游風景。它不再高貴，不再神秘，不再承載豐厚的文化意蘊。它僅僅是一道風景，一個元素，一種賺錢的手段而已。
1991年春節過后，當我從高原老家回到江城武漢，把一個姐姐制作的、被我們叫做年糕的大饃，親手捧給武漢大學一位著名的教授時，這位年過花甲的老者竟然失聲歡呼起來！老教授也來自黃土高原，幾十年的`南方生活讓他幾乎忘記了高原故鄉。而當一個生動的大饃突然呈現在眼前時，他的童年似乎在剎那間復活，他歡呼、摩挲、驚嘆，問長問短。此刻，大饃上每一個文化符號，云紋花邊，紅棗成圈，雞蛋天心，洋桃紅點染，都是那樣地生動活潑，勾勒出農耕文化背景下“年”的喜慶，烘托出一段難忘的人生記憶。
年關臨近，又到了大饃面世的時候了，早已開發為世界地坑院窯洞文化旅游風景區的村莊里，如今還有誰會為大饃而激動呢？日復一日，人們司空見慣了現代機器成批量制作的大饃，見慣了外地游客的驚叫，還有誰，會為一個饃饃浪費表情呢？又有多少人知道，大饃曾經有一個很雅的名字叫“年高”，它承載著一個漫長的農耕時代的文化記憶呢？
聊起這些的時候，北京的一個編輯朋友說，希望能看到吾鄉的大饃。我給老家的姐姐打電話，表達了這個意思。電話那頭，姐姐高興地笑了——幾十年來，每次離家從來都討厭帶東西的弟弟，破天荒地主動跟她要一個大饃，她能不高興得開懷大笑嗎？
但愿姐姐制作的大饃能恢復它高貴的身份：年糕或者年高。但愿它能承載一點點文化意蘊，讓我們藉此回想起不太遙遠的農耕時代。如果有一天，當我們面對一個大饃而回想起人生的一段經歷，一個人或者一群人，一種文化，一個節日……我們將會為此而倍感欣慰。
穿越稻粱氣象，大饃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像一座至高無上的山峰，矗立在歷史的天空中，神情落寞，睥睨既往。它孤傲的身姿，一如埋葬了秦皇的驪山帝陵，承載著無數的未知和無限的想象。又如一個夸張的句號，結束了一個時代的夢想，包含著農耕文明渾圓豐滿的內涵。
圓圓的墳墓圓圓的句號，圓圓的句號圓圓的大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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