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說起來是十分平淡的。也問過好幾個朋友，問他們有沒有同樣的經驗，多半答說有的，而結果卻都相當輝煌，大半沒有挨打也沒有被責備。
我要說的是--偷錢。
當然，不敢在家外面做這樣的事情，大半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張鈔票。
朋友們在少年的時候，偷的錢大半請斑上同學吃東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罰。只有一個朋友，偷了錢，由臺南坐火車獨自一人在臺北流浪了兩天，錢用光了，也就回家。據我的觀察，最后那個遠走高飛的小朋友是受罰最輕的一個，他的父母在發現人財兩空的時候，著急的是人，人回來了，好好對待失而復得的兒子，結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錢，大半父母都會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給零用錢才引得孩子們出手偷?當然這是比較明理的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卻忘了我也需要錢，即使是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來仍期望有幾個銅板在口袋里響的。
那一年，我已經小學三年級了，并沒有碰過錢，除了過年的時候那包壓歲錢之外，而壓歲錢也不是給花的，是給放在枕頭底下壓著睡覺過年的，過完了年，便乖乖地交出給父母，將數目記在一個本子上。大人說，要存起來，做孩子的教育費。
并不是每一個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將壓歲錢繳還給父母。他總是在過年的那三天里跟鄰居的孩子去賭撲克牌，賭贏了下半年總有錢花，小小年紀，將自己的錢支配得仔仔細細。
在我們的童年里，小學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紅樓夢》人物畫片，還有玻璃紙--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種。
這些東西，在學校外面沿途回家的雜貨鋪里都有得賣，也可以換。所謂換，就是拿一本用過的練習簿交給老板娘，可以換一粒彩色的糖。吃掉糖，將包糖的紙洗干凈，夾書里，等夾成一大沓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換畫片或者幾根橡皮筋。
也因為這個緣故，回家來寫功課的時間總特別熱心，恨不得將那本練習簿快快用光，好去換糖紙，萬一寫錯了，老師罰重寫，那么心情也不會不好，反而十分歡喜。
在同學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繩子拉得最長，下課用來跳橡皮筋時也最神氣。而我的母親總弄不懂為什么我的練習簿那么快就會用完，還怪老師功課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不停地寫了又寫。
也就在那么一個星期天，走進母親的睡房，看見五斗柜上躺著一張紅票子--五元錢。
當年一個小學老師的薪水大約是120元臺幣一個月。5元錢的價值大約現在的500塊那么多了。也等于許多許多條彩色的橡皮筋，許多許多《紅樓夢》里小姐丫頭們的畫片。等于可以貼一大玻璃窗的糖紙，等于不再苦寫練習簿，等于一個孩子全部的心懷意念和快樂。
對著那張靜靜躺著的紅票子，我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兩手握得緊緊的，眼光離不開它。當我再有知覺的時候，已經站在花園的桂花樹下，摸摸口袋，那張票子隨著出來了，在口袋里。沒敢回房間去，沒敢去買東西，沒敢跟任何人講話，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親喊吃中飯，勉勉強強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湯呢，便聽母親喃喃自語：“奇怪，才擱的一張5元錢怎么不見了。”姐姐和弟弟乖乖地吃飯，沒有搭理，我卻說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沒有拿出來?”母親說不可能的，我接觸到父親的眼光，一口滾湯咽下去，燙得臉都紅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被強迫睡午覺的，我從來不想睡，又沒有理由出去，再說了那些寶貝也不好突然拿回來，當天晚上是要整理書包的--在父母面前。
還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親不準我穿長褲去睡，硬要來脫我的褲子，當她的手碰到我的長褲口袋時，我呼的一下又漲紅了臉，掙扎著翻了一個身，喊說頭痛頭痛，不肯她碰我。
那個樣子的確像在發燒，口袋里的5元錢就如湯里面滾燙的大排骨一樣，時時刻刻燙著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點發燒，不曉得要不要去看看醫生。”
聽見母親有些擔心地在低聲跟父親商量，又見父親拿出一個溫度計。我將眼睛再度閉上，假裝睡著了。姿勢是半斜的，緊緊壓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被放到大樹下的小桌邊去，叫我們數柚子和芭樂，每個人的面前有一碗綠豆湯，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記》在看，我們想聽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總是說，多念要收錢，一小段不要錢。她收一角錢講一回。我們沒有錢，她當真不多講，自己低頭看得起勁，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給了她2角錢，那個孫悟空就變了很多次，還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不給錢時，我就沒得聽了。
那天姐姐說《西游記》已經沒意思了，她還會講言情的，我們問她什么是言情，她說是《紅樓夢》--里面有戀愛。不過她仍然要收錢。
我的手輕輕摸過那張鈔票，已經快黃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長褲勢必脫了換睡衣，睡衣沒有口袋，那張鈔票怎么藏?萬一母親洗衣服，摸出錢來，又怎么了得?書包里不能放，父親等我們入睡了會去檢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親會在一旁看。抽屜不能藏，大弟會去翻。除了這些地方，一個小孩子是沒有地方了，畢竟屬于我們的角落太少了。
既然姐姐講故事收錢，不如給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負。
于是我問姐姐有沒有錢找?姐姐問是多少錢要找?我說是一元錢，叫她找9角來可以開講戀愛了。她疑疑惑惑地問我：“你哪來的一塊錢?”我又臉紅了，說不出話來。其實那是整張5元的，拿出來就露了破綻。
當天晚上我仍然被拉著去看了醫生。母親說給醫生的病況是：一天都臉紅，煩燥，不肯說話，吃不下東西，魂不守舍，大約是感冒了。醫生說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沒有發燒，只說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學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親要脫我的衣服，我不肯，開始小聲哭，臉通紅的，哭了一會兒，發覺家里的工人玉珍蹲著在給我洗腿，這才松了一口氣。
那5元錢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錢跟過來了，握在拳頭里，躲在浴室不出來。
大弟幾次拿拳頭敲門，也不肯開。等到我們小孩都已上了床，母親才去浴室，父親在客廳坐著。
我赤著腳快步跑進母親的睡房，將錢卷成一團，快速地丟到五斗柜跟墻壁的夾縫里去。這才逃回床上，長長地松了口氣。
那個晚上，想到許多的夢想因為自己的膽小而付諸東流，心里酸酸的。
“只吃了一碗稀飯，不許去上學。”
我們三個孩子愁眉苦臉地對著早餐，母親照例在監視，一個平淡的早晨又開始了。
“你的錢找到了沒有?”我問母親。
“等你們上學了才去找--快吃呀!”母親遞上來一個煮蛋。
我吃了飯，背了書包，忍不住走到母親的睡房去打了一個轉，出來的時候喊著：“媽媽，你的錢原來掉在夾縫里去了。”母親放下了碗，走進去，撿起了錢說：“大概是風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時，父親的眼光輕輕地掠了我一眼，我臉紅得又像發燒，匆匆地跑出門去，忘了說再見。
偷錢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地過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給起我們的零用錢來，每個小孩一個月一元錢，自己記賬，用完了可以商量預支下個月的，預支滿兩個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個星期天，父母給了我一盒外國進口的糖果，他沒有慢慢吃之類的話。我快速地把糖果剝出來放在一邊，將糖紙泡在臉盆里洗干凈，然后一張一張將它們貼在玻璃窗上等著干。
那個下午，就在數糖紙的快樂里，悠悠地度過。
等到我長大心后，跟母親說起價錢的事，她笑著說她不記得了。又反問：“怎么后來沒有再偷了呢?”我說那個滋味并不好受。說著說著，發覺姐姐弟弟們在笑，原來都偷過錢，也都感覺不好過，這一段往事，就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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