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散文

2024-11-06 散文

　　散文總體的主要特點:1.形散而神不散 2.意境深邃 3.語言優美凝練，富于文采。

　　洪水與猛獸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后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距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于洪水猛獸。后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于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沖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么?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么?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號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著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著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里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著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夸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著，臨走時才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里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炮彈，旋進炮腔里。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卻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并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里的小姑娘，穿著大紅大綠的衣裳，裹著很小的腳。匆匆一面里，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里，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樂眼淚呢?

　　批評的三昧

　　梁實秋在《文藝批評論》一書的《自序》里，說編這書的經過道：當時手邊參考書可說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憑記憶寫的。簡略闕漏之病，自知甚多。然而，手邊若是有充分的參考書，這一本小冊子也許根本寫不成了。我對于批評這一門學問若是知道得較多些，這一本小冊子也許又根本寫不成了。像文藝批評論這樣性質的書，大概只能在自己學識尚淺和手邊缺乏參考書的時候才會寫得成的罷。

　　兩個“若是”，一個“大概……的罷”，真勾人迷離恍惚了。可是雖然是“大概……的罷”的句法，但“罷”字的底下，沒有用疑問號，就用句號，想來是肯定的而非假定的了。

　　依此類推，“大概”也可說是“大概只能在自己沒有學識和手邊沒有參考書的時候才會不寫而成的.罷”“的罷”。那么，就是這一本《文藝批評論》，也是多寫的了。

　　“手邊參考書可說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憑記憶寫的”，可知還有“稍有一部分”，是憑什么寫的呢?

　　批評與罵人

　　近來十個做文章的人，就有九個喜歡批評;十個做文章批評的人，就有九個喜歡罵人。一般關心世道人心的人，都個個搖頭嘆息;然而，做文章來批評，是很好的現象;批評的時候罵人，是正常的行為。

　　我最愛看的，是兩個超等的批評家相罵;我怕看的，是兩個劣等的批評家講規則;說什么批評只能就事論事，不可越出范圍;什么批評只能批評，不可罵人。你想，如果批評只能批評，一個批評家如何還能成其為批評家?批評不能罵人，這種批評還有什么價值?新近報紙上常引法國大文學家法郎士的話，說：批評是“靈魂的冒險”。既是一個“靈魂”，“冒險”，還能受什么范圍?再讀讀世界上有名批評家的文章，看看他的內容是怎樣?你費了幾年的苦心，寫成了一本書;他替你做了一篇批評，寫了幾百行的好文章，沒有一字，提到你的大著;等到了末了的一節，方才把你的書名提出來，還沒說到三五句，他的文章已竟完了!然而他的這篇文章是一篇批評，往往是一篇很好的批評。如果一個人批評一部歷史，你只“應當問他里頭的敘事確實不確實，不應涉及這件事情值得值不得替他做一部歷史的問題”;設或這部歷史又是一本翻譯，你又“只當問譯的對不對，不當挑剔人家的文格”，如唐擘黃先生所說，(見《努力周報》第七十五期，唐先生是個學者，并不是一個劣等批評家，他的這篇文章也寫得很好，不過未免太忠厚了。)試問，一個批評家和坐在印刷房里的那位校對先生還有什么大的分別?

　　講到批評的時候免不了罵人，那道理更加明顯。如果一個人的文筆不佳，我們只好說他不佳;一個人的`文理不通，我們只好說他不通;如果一個人在那里胡說，我們只好說他是胡說;如果一本書毫無出版的價值，白糟踏了紙張筆墨，我們也只好說他是的毫無價值，白糟踏了紙張筆墨。我想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不通”，“胡說”，“糟踏紙張筆墨”，是罵人，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在相當的情形之下，這些話是最恰當的批評;那么，還說什么批評不可以罵人?

　　然而，批評的時候，雖可以罵人，罵人卻不就是批評。兩個洋車相撞，車夫回過頭來，你一句，我一句，那是罵人，那不是批評;聽差的打破了一件古玩，老爺捶幾拍桌，口口聲聲，那是罵人，那不是批評;說人家做文章有用意，說人家的批評為的是出風頭，為的泄憤，為的報仇，為的“三角戀愛”，為的謀奪位置，那也是罵人，不是批評。一個人因為肚里有點氣，想發泄發泄，于是乎罵人，是個很壞的習慣，我們應當“有則戒之，無則加勉”。

　　一個朋友看了我的這篇文章，很嚴厲的責備我;說“你還要在那里教人罵人!你看見了本月七日《政治生活》上毛壯侯罵胡適的那篇文章沒有?什么‘新思潮中的巨子，卻不想做人’，什么‘胡適人格降下’，什么‘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這真是什么話?”我說，別忙，別忙，我贊成的是一個批評家罵《人》，甚而至于丟《人》的臉，我決不贊成一個人亂罵人，因而丟了自己的臉。

　　發表于《現代評論》1卷2期19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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