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說的創作心理

2024-08-25 莫言

　　引導語：　作家的創作心理是心理學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借助心理學批評，可以分析作家與作品的各種深層的復雜關系。那么，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他的小說創作心理是怎樣的呢?

　　莫言小說創作心理探微

　　作者：張侃

　　對創作心理的探究是解讀作家作品的重要途徑之一。

　　本文通過對莫言的成長經歷，代表作品的分析，去探究其小說的創作心理，從而更深層的去挖掘貫穿其小說創作的情緒基調。

　　作家的創作心理是心理學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借助心理學批評，可以分析作家與作品的各種深層的復雜關系。心理分析學創始人弗洛伊德認為作家的創作心理與他所受到的壓抑、精神的創傷有著直接的關系，作家內心深處的沖突構成了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的根本原因和動力。心理批評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經歷的基礎上，反觀作家作品以揭示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義或深層內容，并認為作品是作家受到壓抑而創作的產物，他記錄了作家的隱秘和痛苦。借助以上觀點，分析莫言的創作心理，筆者認為莫言的創作動因在于其受到的壓抑和深層精神創傷，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創傷的間接或直接的表現，是他壓抑的情感的釋放。

　　莫言的精神創傷首先在于其痛苦壓抑的童年體驗，使得他形成了內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體現在其小說創作中，則呈現出強烈的悲劇色彩。童年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發展階段，童年體驗是一個人心理發展的一個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對一個人的個性、氣質、思維方式等形成和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心理學研究表明，個體的童年體驗常常為他的整個人生定下了基調，規范了他以后的發展方向和程度，在個體發展史上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正如冰心所說:“不論童年生活是快樂，是悲哀，人們總覺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許多印象，許多習慣，頑固地刻畫在他的人格及氣質上，而影響他的一生。”

　　莫言的童年過早地嘗到了生活的痛苦。1956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時期正置左傾思潮橫行的時代，莫言家里是上中農成分，經濟的貧困和政治的歧視，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強烈的創傷記憶。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因父母的管教過于嚴厲，使他未能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他少年時最大的興趣是喂養鳥雀，但卻被其父扼殺了這一童趣。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魯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對父母們進行訓練，他說僅僅會愛并不及格，因為母雞也會愛。何況最真摯的愛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種意義上父母與子女是仇敵”。現實生活中的陰影和無愛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壓抑而孤獨，逐漸形成了內傾、自卑的氣質特征，在文學系的同學這樣描述他:“一顆天真爛漫而又騷動不安的童心，一副憂郁甚至變態的眼光，寡言而有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內向而又耽于幻想”。人格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兒童與那些所依賴的強壯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極其無能。這種虛弱、無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兒童追求力量的強烈愿望，從而克服自卑感。”這種自卑感“是隱藏在所有個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動力。一個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動他去完成某些事業。”莫言曾說到，“我的寫作動機一點也不高尚。當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頭地，想給父母爭氣，想證實我的存在并不是一個虛幻。”由此可以說，莫言的小說創作動機，正是基于自卑心理所產生的推動力作用的結果。

　　然而，這也導致莫言對世界、人生的把握和對藝術的理解，帶著一種濃厚的悲劇色彩，并把它投射到其作品中去，表現為對生命本體悲劇的展示，即對生的悲劇、死的悲劇和性愛的悲劇的體驗性描述。

　　《透明的紅蘿卜》中，黑孩把他的全部欲望凝結到透明的紅蘿卜上，但是，他卻徒然地拔光了滿地的蘿卜也毫無所得，欲望是難以實現的，稍縱即逝的幻象則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

　　在《紅高粱》系列小說中，羅漢大爺被活剝時凄厲的呼喊和血肉模糊的尸體撼人心魄;似錦年華的戴鳳蓮在對生命的歡樂的回憶中死去;還有戀兒、成麻子、耿十八刀的死，“在幾萬發子彈的鉆擊下，幾百個衣衫襤褸的鄉親，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以及余占螯幾起幾落、直到從日本北海道返回村莊后的英雄末路之狀，無一不充滿強烈的悲劇色彩。余占螯與戴鳳蓮的愛情也充滿悲劇色彩，一方面余為了實現自己的愛情，不惜殺人放火，還差點被曹夢九抓去坐大牢，一旦實現了對戴的占有，又別有所求，另一方面，二者的愛情又以戴的死去，而表明這種愛情的難以持續。在莫言看來，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饑餓是痛苦的，愛情也是痛苦的，它不是由于社會狀況帶來的個人之苦，而是與生俱來的痛苦。

　　在《我想到痛苦、愛情與藝術》一文中，他寫到:“人生的根本要義我以為就是悲壯或凄婉的痛苦。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貴者痛苦卑賤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淚一把痛苦暢懷大笑未必就不痛苦。大家都在痛苦中誕生在痛苦中成長在痛苦中升華在痛苦中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解脫。但如果有靈魂，死亡也僅僅是痛苦肉體的解脫而不是痛苦靈魂的解脫。古往今來的痛苦靈魂在茫茫宇宙中徘徊著，游蕩著，尋求解脫的方式。寄托痛苦靈魂的是藝術，解脫痛苦靈魂的也是藝術……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品里都搏動著一顆真正痛苦的靈魂。”可以說，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藝術觀念和創作心理，使得莫言的小說充滿著濃厚的悲劇色彩。

　　此外，莫言的精神創傷還表現為作家在生存中的缺失性體驗，使得其小說創作具有叛逆與審丑傾向。作家的缺失性體驗指的是作家處于生存中的某種缺乏或痛苦之中而產生的關于人生的意義、目的和價值的審美把握。從心理學的角度說，缺失性體驗可以成為文學創作的的心理動機。

　　物質的匱乏，愛的缺失，使得莫言在心理上滋生出強烈的反叛意識。

　　他在名為《我痛恨所有的神靈》這篇文章中，宣揚瀆神精神和自我意識，強調文學的批判性。他認為，“如果沒有對固定的、僵化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傳統和信條的叛逆，很難有社會的變革……敢跟父母作對的孩子，他身上自有一種天才的素質”，莫言在藝術上有意識地與流行的作品、流行的理論劃清界限，獨辟蹊徑。他說，“創作過程中，每個人都各有高招，有陽光大道，也有獨木小橋……你是仙音繚繞，三月繞梁不絕，那是你的福氣。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齊出籠，你敢說這不是我的福氣嗎?”正因如此，從莫言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叛逆精神滲透于字里行間，不管是在早期的《紅高粱》系列、《透明的紅蘿卜》，還是近年來的《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說皆表現出離經叛道的精神。也正是這種反叛道德、倫理，破壞規范和權威的叛逆精神，使得他對文學的審美把握表現出審丑傾向。

　　可以說，莫言在小說創作中的審丑傾向是他反叛的一種姿態。傳統文學大多數處于古典美學的范疇，以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作為評判文學作品的標準。“子不語，怪、力、亂、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國儒家幾千年“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以一種話語霸權的方式影響和制約了文學的多元化發展。莫言心靈的創傷是因為生活中的弊端和丑行而產生，生存中的缺失需要在作品中得到補償，內心的壓抑與痛苦也需要在其中得到宣泄。因此，審丑是莫言的一種自覺的選擇，是他張揚自我的一種方式，也是他對傳統美學的一種挑戰。在這里，審丑便有了積極的意義，它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忠實于自己對社會生活的真實感受，從而超越了美與丑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美學價值。在莫言的小說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剝人皮場面的描寫，有戀兒大難臨頭之際黑色預感的渲染和神秘體驗，有襁褓之中的嬰兒被粗暴、殘酷地扼死的場景，一支農民游擊隊在墨水河全軍覆滅、橫尸沙場的畫面，一個心情抑郁地懺悔著自己莫須有的罪過、以自己的失語為自己贖罪的孩子的心聲，乃至于肢體上的殘缺，獨眼、斷手、啞巴，蒼蠅和大便，月經和生殖器，死魚樣的眼睛等等諸如此類讓人厭惡與不快的場景和形象。莫言把它們作為自己的審美對象，正是其對傳統美學價值的反叛與意義的消解。

　　由上述可知，莫言小說創作的心理動因，主要是緣于其痛苦壓抑的童年記憶和生存中的缺失性體驗所產生的精神創傷，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莫言的小說創作呈現出濃厚的悲劇色彩和強烈的反叛精神，并表現出審丑的美學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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