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孟浩然隱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2024-10-18 孟浩然

　　導語：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代表人物之一，其詩上承六朝，受二謝、陶淵明影響較多，詩風清淡簡樸，韻流后世。孟浩然在他五十二歲的一生中奔走京洛，漫游于吳越湘漢之間共約八年，先后客張說和張九齡幕府共約六年，其余時間均居住于他在故鄉襄陽郊外的別墅澗南園及鹿門山，是唐代著名詩人中罕見的以布衣終生的人。

　　孔子曾說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縱觀中國的文化史，歷朝歷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隱逸現象，作為這種現象載體的便是世人所稱的隱士。例如，夢蝶的莊子，悠然南山下的陶淵明，才高八斗卻打鐵為生的嵇康等。唐代著名詩人孟浩然也是其中之一。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代表人物之一，其詩上承六朝，受二謝、陶淵明影響較多，詩風清淡簡樸，韻流后世。孟浩然在他五十二歲的一生中奔走京洛，漫游于吳越湘漢之間共約八年，先后客張說和張九齡幕府共約六年，其余時間均居住于他在故鄉襄陽郊外的別墅澗南園及鹿門山，是唐代著名詩人中罕見的以布衣終生的人。《舊唐書》說他“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最后還是“不達而卒”，可見他基本上過的是隱居的生活。盛唐時代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個“盛世”，朝廷以科舉取士，各階層的人可以通過考試獲取官職，因此士人們大多對于出世充滿了熱情。但孟浩然卻終身未仕，且為后世留下了許多不朽詩篇，也正是因為其一生隱而不仕，所以孟浩然被后世稱為“隱逸詩人之祖”，并受到了無數人的贊賞與崇敬。

　　孟浩然真的是一位超然物外、自愿疏離官場的隱士嗎?從其詩作入手，通過分析其心理還原一個真實的孟浩然。

　　孟浩然入長安之前，一直在襄陽住了三四十年，歷史傳說他“隱鹿門山，以詩自適”，王士源說他在鄉間做些排難解紛的事，研究學問，講求道德修養，此外還參加一些輕微的勞動。這些大約都近于事實，但我們卻不能從這些生活現象中貿然得出一個結論，說他是為隱居而隱居。事實上詩人的這一段隱居生活是有其目的性的。詩人是在企求“由隱而仕”的終南捷徑和為入世做積極的準備。他在《書懷貽京邑故人》詩中說：“惟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紹末躬。晝夜常自強，詞賦亦頗工。”在《南陽北阻雪》中說：“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在《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詩中也說：“若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點明了孟浩然出生在一個薄有恒產的詩書家庭，從小便秉承家訓，苦讀儒家經典，并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渴望有所作為，工于辭賦和屬意章句的目的很明顯是為了科舉考試，可見他這三十多年是努力在為科舉、入世做準備。但是這一時期也有許多因素在客觀上促使著詩人隱逸思想的潛滋暗長。首先，儒家思想中包含著“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趨向，這同入世思想一起構成了孟浩然人生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次，孟浩然的家鄉襄陽是當時佛學繁盛的策源地之一，所以詩人從小就受到釋道思想的影響。“幼生無常理，常欲觀此身”、“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都表達了孟浩然對佛老的傾慕。而到《云門寺六七里聞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中“謂予獨迷方，逢子亦在野”以及《宿終南翠微思》中“儒道雖異門，云林頗同調”時，孟浩然顯然已把三家聯系在一起，這為詩人日后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心理機制。詩人的故鄉襄陽是歷史上著名的隱居勝地，詩人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反映出對龐德公等先輩的敬仰之情，后期詩人長期生活在農村，面對的是一個靜謐寧馨的世界，這無疑是對熱愛自然的孟浩然的一種美麗的誘惑。

　　苦學幾十年之后，詩人自認“詞賦亦頗工”了，于是才“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以不惑之年入京求仕。此時的孟浩然對前途充滿了信心和希望：“鴻漸看無數，鶯歌聽欲頻。何當桂枝擢，歸及柳條新?”(《長安早春》)但現實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樣美好，孟浩然的進士考試失敗，巨大的希望變成了巨大的失望，前一段時間隱居時樂觀曠達的心情也逐漸黯淡下來：“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田家作》)詩人并沒有馬上離開長安，他希望留在京師顯露才華，求得一個非科舉途徑的進仕機會，但仍然毫無結果。詩人只好離開長安，轉而漫游吳越。可以說吳越之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孟浩然心中傷痛的平復劑，但同時也成了促使其隱逸思想發展的催化劑。優美的自然山水使孟浩然精神上的傷痛大大減輕，與之相應的是心里隱居的想法卻日漸清晰起來。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大量的山水詩表達出這種思想和愿望。“平生慕真隱，累日探靈異。……愿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等等。經過自然洗禮的孟浩然，郁悶的心情確實減輕了許多。從“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等詩句和《與杭州薛司戶登樟驛亭》《與顏錢塘登驛亭望潮作》這樣氣勢不凡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詩人那種逐漸開朗的胸懷。當然雖說詩人已走出低迷情緒的籠罩，重又尋回做隱士的感覺與心態，但可以想見，這種舊夢重溫已不會有太多昔日隱居時的快樂與從容，卻多了幾分狂放、無奈與酸楚。

　　吳越遠游歸來之后，孟浩然便過上了閑居家園的生活，拋棄了早年對現實與政治的浪漫幻想，他深深感到“翻飛羽翼摧”(《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的壓抑，當他意識到“物情移勢力”(《山中逢道士云公》)“一切是虛假”(《云門寺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之后，便提醒自己應該“迷心應覺悟”(《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得青字》)了，這種思想轉變使孟浩然的隱逸思想多了幾分鋒芒，少了幾分閑適。“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臥疾贈張八子容》)“沖天羨鴻鵠，爭食羞雞鶩。”(《京還贈張維》)“欲尋五斗祿，其如七不堪。”(《久滯秦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與此同時，孟浩然還寫下了一些刺時之作，如“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等。這充分反映出孟浩然的思想已趨于成熟。但從另一角度看，又顯示出詩人對仕途失意仍不能釋懷，詩人的隱居是無可奈何之舉，這種無奈的境遇又恰恰根源于仕途的失意。

　　現實挫折把孟浩然“兼濟天下” 的人生理想攔腰折斷，他深切地感到自我壓抑而無法向外展開，于是轉而尋求內心修養的提高與發展。在這個時候，晉代著名的隱士陶淵明便成了他新的人生向導，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長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等都表達了孟浩然的這種情感。他希望通過追尋先輩足跡，移情山水，放浪四海，達到在自然中恢復真實的自我，并尋求自我人格的超越。正是因為這一點，最終使孟浩然獲得了無數好評，也確立了其在中國隱逸史中的崇高地位。

　　綜上所述，我們對孟浩然隱逸思想的發展變化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把握。孟浩然早年為仕而隱，其隱逸思想十分微弱，仕途受挫后不得已而隱，其隱逸思想于山水洗禮中有了實質的發展，并且多了幾分針對現實的鋒芒，但詩人并未止步于此，在他效法陶淵明的努力中，其隱逸思想的格調又得到了提升，孟浩然從隱到求仕到被迫歸隱再到慕陶而真隱的經歷，正體現了他從樂觀到悲觀再到揚棄悲觀的心路歷程，展現了他迂回復始的人生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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