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寫了一篇短文討論“百讀不厭”那個批評用語，照筆者分析的結果，所謂“百讀不厭”，注重趣味與快感，不適用于我們的現代文學。可是現代作品里也有引人“百讀不厭”的，不過那不是作品的主要的價值。筆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舉出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做例子，認為引人“百讀不厭”的是幽默，這幽默是嚴肅的，不是油腔滑調的，更不只是為幽默而幽默。魯迅先生的《隨感錄》，先是出現在《新青年》上后來收在《熱風》里的，還有一些“雜感”，在筆者也是“百讀不厭”的。這里吸引我的，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卻還有別的，就是那傳統的稱為“理趣”，現在我們可以說是“理智的結晶”的，而這也就是詩。
馮雪峰先生在《魯迅論》里說到魯迅先生“在文學上獨特的特色”:
首先，魯迅先生獨創了將詩和政論凝結于一起的“雜感”這尖銳的政論性的文藝形式。這是
匕首，這是投槍，然而又是獨特形式的詩;這形式，是魯迅先生所獨創的，是詩人和戰士的一致的產物。自然，這種形式，在中國舊文學里是有它類似的存在的，但我們知道舊文學中的這種形式，有的只是形式和筆法上有可取之點，精神上是完全不成的;有的則在精神上也有可取之點，卻只是在那里自生自長的野草似的一點萌芽。魯迅先生，以其戰斗的需要，才獨創了這在其本身是非常完整的，而且由魯迅先生自己達到了那高峰的獨特的形式。(見《過來的時代》)
所謂“中國文學里是有它類似的存在的”，大概指的古文里短小精悍之作，像韓柳雜說的罷？馮先生說魯迅先生“也同意對于他的雜感散文在思想意義之外又是很高的而且獨創的藝術作品的評價”，“并且以為(除何凝先生外)還沒有說出這一點來”(《關于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的《附記》，見同書)。這種“雜感”在形式上的特點是“簡短”，魯迅先生就屢次用“短評”這名稱，又曾經泛稱為“簡短的東西”。“簡短”而“凝結”，還能夠“尖銳”得像“匕首”和“投槍”一樣;主要的是他在用了這“匕首”和“投槍”戰斗著。“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是詩，魯迅先生的“雜感”也是詩。
《熱風》的《題記》的結尾: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魯迅先生是不愿承受“冷靜”那評價的，所以有這番說話。他確乎不是個“冷靜”的人，他的憎正由于他的愛;他的“冷嘲”其實是“熱諷”。這是“理智的結晶”，可是不結晶在冥想里，而結晶在經驗里;經驗是“有情的”，所以這結晶是有“理趣”的。開始讀他的《隨感錄》的時候，一面覺得他所嘲諷的愚蠢可笑，一面卻又往往覺得毛骨悚然——他所指出的“中國病證”，自己沒有犯過嗎？不在犯著嗎？可還是“百讀不厭”的常常去翻翻看看，吸引我的是那笑，也是那“笑中的淚”罷。
這種詩的結晶在《野草》里“達到了那高峰”。《野草》被稱為散文詩，是很恰當的。《題辭》里說: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于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又說: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
又說:
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最后是:
去罷，野草，連著我的題辭！
這寫在一九二七年，正是大革命的時代。他徹底地否定了“過去的生命”，連自己的《野草》連著這《題辭》，也否定了，但是并不否定他自己。他“希望”地下的火火速噴出，燒盡過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國的新生！在《野草》里比在《狂人日記》里更多的用了象征，用了重疊，來“凝結”來強調他的聲音，這是詩。
他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戰斗著。《野草》里的一篇《希望》，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寫的，他說: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沒有真的暗夜。
然而就在這一年他感到青年們動起來了，感到“真的暗夜”露出來了，這一年他寫了特別多的“雜感”，就是收
在《華蓋集》里的。這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寫的《題記》里給了這些“短評”一個和《隨感錄》略有分別的名字，就是“雜感”。他說這些“雜感”“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也就是從一般的“中國的病證”轉到了個別的具體的事件上。雖然他還是將這種個別的事件“作為社會上的一種典型”(見前引馮雪峰先生那篇《附記》里引的魯迅先生自己的話)來處理，可是這些“雜感”比起《熱風》中那些《隨感錄》確乎是更其現實的了;他是從詩回向散文了。換上“雜感”這個新名字，似乎不是隨隨便便的無所謂的。
散文的雜感增加了現實性，也增加了尖銳性。“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寫的《三閑集》的《序言》里說到:
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這正是尖銳性的證據。他這時在和“真的暗夜”“肉薄”了，武器是越尖銳越好，他是不怕“‘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謚”的。一方面如馮雪峰先生說的，“他又常痛惜他的小說和他的文章中的曲筆常被一般讀者誤解”。所以“更傾向于直剖明示的尖利的批判武器的創造”(見《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也在《過去的時代》中)了。這種“直剖明示”的散文作風伴著戰斗發展下去，“雜感”就又變為“雜文”了。“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寫的《二心集》的《序言》里開始就說:
這里是一九三○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末尾說:
自從一九三一年一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于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
又說:
這回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里面。
“簡單”改為不拘長短，配合著時代的要求，“雜文”于是乎成了大家都能用，尖利而又方便的武器了。這個創造是值得紀念的;雖然我們損失了一些詩，可是這是個更需要散文的時代。
《燕京新聞》副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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