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關于《紅樓夢》之評論研究，有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有以胡適為代表的作者考證派……在紛繁多樣的重圍中，王國維與魯迅的見解獨具價值。
王國維與魯迅都經歷過清末民初的國家轉型期，也都曾東渡日本留學深造，相似的時代、教育環境卻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學批評觀。下面，筆者就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說”一文及各篇雜論為例，從三方面來具體分析王國維與魯迅對《紅樓夢》評論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集體還是個人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直接闡明了對賈寶玉真實身份的界定：“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可，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這種創新式的觀點將紅學的研究從傳統的索隱、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認為主人公是誰這個問題并非小說實質性問題，“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這種用西方美學的觀點來闡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創舉具有進步意義。魯迅則認為《紅樓夢》中的興榮衰敗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作者親身經歷過世間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斷出這部小說是曹雪芹的人生傳記。“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他堅信賈寶玉的經歷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實寫照。魯迅否定了王國維的觀點：“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筆者認為，王、魯二人之所以擁有相悖的觀點，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維方式不同。王國維借鑒西方的美學觀點，認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復雜化的，作者所構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個人的形象，而是時代、社會的縮影。把小說主人公置于大的時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類的共性與人生的狀態，這種宏觀的思維方式無疑是恰當的。魯迅對于此問題的見解則稍顯不足，他認為《紅樓夢》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親身體驗，他把賈寶玉身上所有的特質都歸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說的包容性與虛構性，這種微觀思維方式略顯狹隘。在這一問題上，王國維的觀點更值得借鑒。
二、主題思想：消極避世還是積極進取
縱觀《〈紅樓夢〉評論》全文，我們不難發現王國維的思想是悲觀避世的。他認可叔本華的觀念，認為生活的本質是欲望。王國維把世間所有的疾苦都歸為欲望作祟。“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對待生活的苦痛，他認為“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此同時，他強調“出世”的力量，由此認為《紅樓夢》中唯惜春、紫鵑與寶玉三人達到了真正解脫的境界。在民族矛盾異常激烈的清朝末期，這種思想是消極且妥協的，同時也為他日后自盡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而魯迅則以清醒的民族意識在《紅樓夢》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階級的氣味。他見解獨到，從一個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從而論斷出“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個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同時，他把焦大所受的馬糞灌嘴的委屈與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論：“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將身份卑賤的仆人與受人敬仰的歷史偉人并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階級的先進思想。在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魯迅先進的思想覺悟更具有啟迪民智與指引方向的意義。
三、藝術價值：世界的還是民族的
在《紅樓夢》藝術價值問題上，王、魯二人的立足點迥異。王國維把《紅樓夢》的價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學與倫理學的土壤中，他認為《紅樓夢》的最大美學價值就在于它的悲劇意義——“徹頭徹尾之悲劇也”，進而把《紅樓夢》與叔本華所認為的第三種悲劇相連洽，“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紅樓夢》算得上是悲劇中的悲劇。同時，他又創造性地認為《紅樓夢》在美學與倫理學上的價值是相同的，“美學上之價值，亦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相聯絡也。”雖有牽強附會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與藝術的巧妙關系。而魯迅則認為《紅樓夢》真正的價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國古典小說寫作的局限，“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的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種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以傳統小說思維來探討《紅樓夢》價值的方式同樣具有重大意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對《紅樓夢》價值的觀點在一定意義上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側重于在世界文學體系中橫向探求，一個著眼于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縱向比較，雖不可否認二者的觀點都尚有不足之處，但其各自創新之觀念也著實為紅學開辟了嶄新的視界。
二人對《紅樓夢》的評論觀并非盡善盡美，但其不拘泥于前人狹小研究領域，敢于開拓的創新精神確實值得敬佩。正因如此，二人觀點中正確的方面才經得起時間考驗，對后世紅學的批評與研究提供了無限深遠的借鑒意義，也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事業的前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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