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文學創作中，雜文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那風雨如晦的黑暗社會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筆，共創作了700多篇雜文，編為16個集子，下文是他的《集外集》雜文集中的《咬嚼之余》原文，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魯迅《集外集》雜文集：《咬嚼之余》
《咬文嚼字》
伏園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應無發表的必要；不過先生認為有公開的價值，就把它發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變為無聊的通信了，豈但無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許多無聊的是非來，這個挑撥是非之責，應該歸記者去擔負吧！所以如果沒有彼方的答辯則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認為原意中攻擊的兩點是極重要且極有意義的，我不無懷疑之點：A，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譯看起來，以為是晚近翻譯界墮落的征兆。為什么是墮落？我不明白。你以為女人的名字應該用美麗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應該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來新發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問先生認它為“墮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為用美麗的字眼翻譯女性的名字是翻譯者完全的自由與高興，無關緊要·的；雖是新發明，卻不是墮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B，外國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爾基”三個音連成的字，是Gorky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過便于中國人的習慣及記憶起見，把第一音譯成一個相似的中國姓，或略稱某氏以免重復的累贅底困難。如果照中國人的姓名而認他姓高，則爾基就變成他的名字了？豈不是笑話嗎！又如，Wilde可譯為王爾德，可譯魏爾德，又可譯為樊爾德，然則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說的通嗎？可見所謂“吾家rky”者，我想，是魯迅先生新發明的吧！不然，就是說“吾家rky”的人，根本不知“高爾基”三音連合的字是他原來的姓！因同了一個“高”字，就貿貿然稱起吾家還加上rky來，這的確是新杜撰的滑稽話！卻于事實上并無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說他·無·意·思而已，說他是·門·外·漢而已，說他是·無·聊而已！先生所謂夠深長夠濃厚極重要極有意義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雖然，記者有記者個人的意見，有記者要它發表不發表的權力，所以二號字的標題與四號字的署名，就刊出來了。最后我很感謝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個人認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載幾篇。還有一句話：將來如有他方面的各種的筆墨官司打來，恕我不再來答辯了，不再來湊無聊的熱鬧了。
解讀
對于雜文寫作，魯迅懷著一種目的明確的自覺意識，其中蘊含著他的嚴肅、崇高而執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說過，“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華蓋集·題記》）魯迅的雜文，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這種批評，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槍”（《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
特質
（一）批判性、否定性、攻擊性的特色
魯迅因為感同身受著中國社會的“弱者”（無地位者，不被承認者、受壓迫者）的痛苦，而自覺地進行他的反抗（復仇），他以不斷批判來體現自身（包括自己的文學）的價值。他要求個體精神獨立與自由，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圍的對人的奴役與壓迫，并幾乎在現實社會的一切方面都發現了這種奴役與壓迫關系的延續與再生產，他的批判性也就永無終結。
（二）在“反常規”的“多疑”思想燭照下批判的犀利與刻毒
魯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評論，在于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靈與靈魂，還在于他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它能夠把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聯系的人和事聯結在一起，總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
（三）雜文思維中的“個”與“類”
勾畫“個”與“類”統一的類型形象（“社會相”、“共名”），可以說是魯迅雜文基本的藝術手段，也是他在進行論戰時所采取的基本方法。魯迅不是對某個人作出全面評價，而是將某個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只抓住具有普遍意義的某一點，而有意排除了為這一點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個別性，特殊性，從中提煉出一種社會類型。在這個意義上，讀者不熟悉文章時代背景材料，反而是有助于對其實質性內容的把握與理解的。
（四）魯迅雜文的主觀性
魯迅宣稱：我的雜文”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是無非借此來釋憤抒情。這就是說，魯迅雜文確是由某一外在客觀人事引發的，但它所關注與表現的，卻是做著自己的主觀反應。一切客觀人事都是要通過魯迅的主觀心靈的過濾、折射，才成為他的雜文題材。
（五）自由創造的雜文語言
與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自由無拘而極富創造力的。他的雜文可以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極致。另外，他的語言又是反規范的，仿佛故意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用法，制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語言對思想的束縛，同時取得荒誕、奇駿的美學效果。
魯迅雜文不但指出了奴性是我們民族世代相襲的固有的頑癥，而且更加深刻地概括出其奴性的特征，即卑怯與兇殘。有幾種最為典型的表現：
其一：“羊”與“兇獸”的結合，“遇到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中國人稍有權力，大多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一到大勢已去，就溫順多了，滿口中庸之道；待到傾敗，淪為奴隸，則也處之泰然，津津樂道于順民的太平盛世。這種奴才，是中國”鷹犬塞途，干兒當道“的屈辱史的產物。
其二，”誠于中而形于外“的叭兒。所謂”誠于中“，指他們做奴才做得心滿意足，能”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甚至”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形于外“和”相“，有不僅是指外貌，乃是形式和內容的結合：”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而又怡然自得，沾沾自喜，奴才做得心滿志得，嫣然如梁啟超所說的”心奴“。
其三，知識階層的奴才。他們對于主子小罵大幫忙，竭力把奴性掩蓋起來，以清高的文人自居，不但自己津津有味地當奴才，還不忘”教育“無產者要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地爬上去，以以爭當候補奴才為人生正道。但是只要舊主子一倒臺便振振有詞地投靠新的權門。
作者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早年與厲綏之和錢均夫同赴日本公費留學，于日本仙臺醫科專門學校肄業。 “魯迅”，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最為廣泛的筆名。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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