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歷史悲劇，或大或小，卻帶著那個時代的烙印。老舍先生《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和茅盾先生《子夜》中的吳蓀甫，共同詮釋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個人的命運無法抵抗黑暗社會的現實。
祥子，一個勤勞善良的農村青年，渴望做一個獨立的勞動者。他辛辛苦苦用了三年時間，在自己的努力之下買到了屬于自己的車，卻被軍閥的亂兵搶了去；短暫的掙扎過后，祥子站起來了，他執拗的想用更大的努力來實現心中所想；不料所攢下的錢又被孫偵探搶了去；隨即被迫娶了虎妞，并用虎妞的錢買了一輛二手車，虎妞因難產而死，祥子只能把車賣了安葬虎妞。經歷了人生的“三起三落”，祥子買車的理想完全破滅，直到他心愛的小福子自殺，祥子最后一絲希望的火花完全熄滅了。
祥子是不幸的，可是，在腐朽黑暗的社會狂潮之下，個人的命運該如何反抗現實的不公？一次次的失敗，都使他向無止境的墮落更近一步，為了個人的理想而欺負弱小者，面對虎妞的剝削和日漸嚴峻的生存環境，他深感無能為力，從此行尸走肉地活在世上，吃喝嫖賭、漸漸沉淪。
祥子從一位淳樸的農民到自甘墮落的無業游民的轉變，深刻地揭示了勞動人民并不能靠自己的雙手擺脫窮困的境況。類似于祥子的悲劇每個時代都會存在，形形色色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罷了。
吳蓀甫，一個擁有強大野心的資本家，富有冒險精神和硬干的膽力。他說“不！我是要干下去的！中國民族工業就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項了！絲業關系中國民族的前途猶大！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的絲業一定有希望的！”但是他的理想和他的行動是自相矛盾的，一心渴望實業救國，以自己的力量反抗帝國主義，敢于和美國支撐的買辦家趙伯韜對抗，竭盡全力振興民族工業，從上海到雙橋鎮，從絲業到日用品行業，都體現了他發展民族工業的強烈愿望。他的愛國熱情應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他仇視農民運動，盤剝工人的利益來填補自己投資公債的損失，并費盡一切心機鎮壓工人罷工。在利益面前，對利益的追求已遠遠超過了實業救國的宏圖偉愿，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他唯利是圖損人利己，乘機吞并八間小廠，對朱吟秋的絲廠和陳君宜的綢廠虎視眈眈，這無疑暴露了資本家貪婪剝奪的本性，只是個人的狹隘主義不愿意在自我意識里承認它罷了。還美其名曰，拯救中國民族工業。
然而，再能干的個人始終無法在黑暗的社會實現自己的理想。無能的政府并不能為他提供一個安全有保障的社會環境，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層層打壓，使得吳蓀甫身不由己的卷入買空賣空的公債市場。漸漸地，他失去了抵抗力，也失去了自信力。經過短短三個月的煎熬，對吳蓀甫而言卻像漫長的一生，他的理想最終以破產告終，這不正好應了吳少奶奶的那句話“我想--一個人的理想遲早總要失敗。”
盡管兩人的經濟地位和階級不盡相同：祥子是北京底層社會的勞動者，屬于被剝削的無產階級；吳蓀甫是上海有名的資本家，屬于剝削勞動者的資產階級。然而，他們的命運是相似的，祥子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擁有一輛自己的車，吳蓀甫則希望自己能振興中華民族工業。他們同樣心懷夢想，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出屬于自己的輝煌。但在當時的社會：民生凋敝，軍閥混戰，并不適合個人的發展，加上無能的政府，強大的帝國主義的壓迫，殘酷的車廠主的壓榨，他們渴望在夾縫中生存發展壯大的理想終究破滅。
除了擁有相同的失敗命運以外，祥子和吳蓀甫都是孤獨的。祥子身邊沒有一個朋友，天性沉默隱忍，大事小事及數不清的煩惱絲纏繞在他的心頭，卻不能訴與人知。而吳蓀甫的眉頭似乎從未舒展過，經濟蕭條、工人罷工、同行的擠兌、家人的反抗、妻子的背叛，使得他時時刻刻緊繃著心，而他高高在上的身份和高傲的自尊使得他孤立無援，心中的憤懣、暴躁、不安只能展示給四堵空墻。這樣活著該有多累？
除了社會的不利因素阻礙他們實現自己的理想以外，其實他們自身的因素也難以逃脫責任。那就是他們都自視過高，無知地認為只要個人努力奮斗了，就能換來理想的實現。狂妄自大使他們脫離了朋友，對家人的不信任以致事業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反被家人倒戈轉向對手。這些足以使祥子和吳蓀甫精神崩潰。
生不逢時，一個人的理想遲早總要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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