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的大作家，詩詞歌賦的成就頗高。
當真驢就如此不堪，落得個被世人嘲笑的形象?再讀這篇文章，從作者寫作此文的時代背景及其個人遭逢出發，不禁產生了新的思考。
柳宗元早年性格剛正不阿，處事正派，執著于“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
為了排遣內心的郁悶和不平，他把悲慟的觸角伸向貶地的自然山水，在這些作品的字里行間，又不免透露出寂寞孤憤、高懷傲物的情感。
充滿痛苦的貶謫生涯，使作者人格明顯發生了變化。荒蠻之地，生存環境惡劣，加上政敵的造謠誹謗，人身攻擊，殘酷的政治迫害，嚴重損傷了他的健康，著實令人可嘆。他落魄于苦悶的現實，頻頻以罪人自居。憂傷與痛楚溢于言表。即便如此，他仍對朝廷抱有幻想，“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甚至為了重返仕途，他寫了很多求援信，乃至在信中寫了很多阿諛奉承的話。因而，此時的柳宗元，壓抑、困頓，山水不足以解其優，此外又沒有東西可供寄托，只有讓精神在凄愴哀怨、酸楚無助中孤獨漂泊。他不免對朝廷、對自己都有了新的審度，重新定位。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者創作了《黔之驢》這一代表性寓言。
至此，我們再讀文本，虎驢相斗，到底寓意何在?
首先，驢是平原川道百姓家中的日常家畜，它的用途多為拉磨和駝人載物。它雖趕不上馬的快捷俊美，但也是踏實耐用的工具。百姓愛它唯恐不及。驢本不是“黔”地之所產，唐朝之時的“黔”地所轄范圍乃現在的湖南西北部分，包括湖北西南及貴州東北一小部分。這些地區山高路遠，陰雨連綿，驢，的`確沒有在此生存的本領。驢的本事也不在與打架斗毆，爭搶閑游。驢的生存環境變化了，它的功用也消解了，由“有用之物”變作“無用的廢物”。當真給了驢一記悶棍。顯然好事者乃是罪魁禍首，但是人們卻把罪名扣在了“驢”的身上。
且讓我們再看看在虎驢爭斗的過程中，驢的反應。
首當其沖，“鳴”。公驢又名“叫驢”。驢的鳴叫是不一般的。曾經震撼過世界的意大利歌唱家卡盧索，要求他的學生向驢子學習發聲，因為在他看來，驢的發聲是最合理的。公驢四蹄叉開，驢頭高昂，肚子一鼓一扇，聲音遠至幾十里開外;驢叫又是最科學的，口腔、胸腔、腹腔產生了共鳴;驢叫很投入，大叫之后，往往體力消耗很大。有別于先秦諸子的手法，柳宗元的寓言中缺少人物的問答，虎驢接觸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對話，多是心理描寫，“驢一鳴，虎大駭”，虎聽到驢高亢響亮的叫之后，的確非常害怕。試想，虎乃百獸之王，什么陣勢什么場面沒有見過，還真是被驢這一鳴嚇得夠嗆，可見驢鳴是有一定的威懾力的。可見，驢的叫聲也是具有一定的威懾力的。
俗話說“只有盡其用，方可顯其能”。看得出來，驢是有絕招的。但是“好事者”不盡其用，任其被害，實在可悲!所以，透過表面的結論――老虎是個“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英雄，黔之驢是個徒有其表罪有應得的“龐然大物”，更深沉悲憤的，也即作者真正的寓意是――黔之驢是個有才而不得用的典型，正如作者自己，老虎是個殘暴的兇手，地頭蛇，像極了當地的惡勢力，好事者是有眼無珠的愚昧者，當朝皇帝以及那些守舊派。
寫作此文時，作者二度被貶，在貶謫途中再次遭貶，其內心的落魄、酸楚又有誰能讀懂。像驢一般，可謂短暫的虛張聲勢、短暫的得勢，暫時贏得上風之后，還是免不了要在被觀望之后迎來虎的反撲。再怎么垂死掙扎，最后都無力反抗。驢死，是作者心力交瘁之后的心死。柳宗元參與變革時是32歲，其后王叔文被賜死，他有近十年時間在永州度過。從三十而立至四十不惑，本該是人生中最得意最風發的時段，作者一落千丈，跌落谷底。貶謫期間，山高路遠，朝中無人，皇帝不念。改革之時，位越高，這樣的貶謫所帶來的心理落差就越大。改革之時所期望的越大，此時心中的失望就越強烈。作者遠離朝廷，無法也無力再度返回，無法企及，沒有出路，看不到出路，希望之光已然暗淡，預見了個人悲劇性結局。
《黔之驢》中為什么作者沒有讓虎驢展開對話?因為說了，也無法改變事實，任何的辯言都是無力的、蒼白的，都是無法改變事實。
《黔之驢》中的驢，縱然滑稽、縱然可悲，卻恰恰是作者的真實寫照。驢且做了一個驢該做的事情，現了驢該現的本領，他且做了一個臣子該做的事，何來諷刺“外強中干”之說。與其這樣說，還不如說是柳宗元看透看穿了朝廷、改革和自身，試圖用一種辛辣而又令人酸痛的嘲諷，用“驢”這樣無奈的荒誕的自我形象來勸誡他人警示同僚，表達內心的悲憤。就像驢，縱然有“鳴”“蹄”這樣的技能，也無奈“好之者”隨意棄之，也無法阻擋更強大的虎撕咬、吞噬自己，在好事者與虎的合力之下，終究會被“吃”，落得個慘死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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