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唐宋是中國古代最為壯觀的兩座文化高峰，那么分別屹立于峰巔的正是李白和蘇東坡。盛唐風范和北宋風骨在他們的身上展現的最為淋漓盡致。在追求自由、豪邁不羈方面，李白與蘇東坡確有很多相似之處。不過仔細比較則會發現，二人的性格和人生態度都有明顯的不同。
李白身上具有真正的狂放之氣。在他的意識中，似乎一切都唾手可得，對自己充滿了高度的自信，或者說是自負。狂妄的人格令他在對待人生的態度上，幻想遠遠多于現實。而這些，可以造就他充滿浪漫主義的詩文，卻不能成就他的功名。
李白是個極有政治抱負的人。他天真而狂熱地追求理想，奮筆疾書“天生我材必有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恨不能掛長繩于青天，系此西飛之白日”，強烈地表現出追求功名之急、之切。盛唐詩人積極入世、進取的`人生態度，在他身上被理想化了。而作為一個功名心很強的人，他卻既不愿走科舉入仕之路，又不愿從軍邊塞，只是寄希望于風云際會，始終幻想著“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蓋世功業之后功成身退、歸隱江湖。
天真狂熱的理想，不切實際的行動，導致李白追尋一生終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一方面“將船買酒白云邊”，逍遙自在、狂傲不羈；另一方面，又“舉杯消愁愁更愁”，憂思茫茫、無可消解。尋歡作樂、放浪形骸的背后，難以掩飾一顆充滿痛苦與失落的心。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 蘇東坡是不欣賞李白超現實主義人生觀的。他亦常常以“狂夫”自稱，盡管同樣是懷才不遇，同樣是追求自由，但是，走的卻是與李白完全不同的道路。
同樣是懷才不遇，蘇東坡比李白更加堅定和隱忍。在仕途上，他先是老老實實地參加科舉考試，成為朝廷重臣。層層束縛之下，“一肚皮不合時宜”，卻永遠拋不下“君命重，臣節在”的士大夫責任感。即便是后來屢次受到排斥、打擊、貶謫，始終沒有在埋沒中徒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吶喊，而是力所能及地有所作為，做了許多有益于社稷、有利于百姓的實事。
同樣是追求自由，蘇東坡比李白能夠放下功名、著眼生活。為了排遣愁緒，李白選擇去恣意流浪，然而在游歷大好河山的同時，“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正是由于內心不能真正釋懷，以至于終其一生，都
處在若有所失的憂憤當中。而蘇東坡能夠隨遇而安、怡然自樂，將自由反照于現實，落腳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杭州、密州、黃州、惠州、儋州……天涯飄零的生活狀態雖然并非他所愿，但是，每一個角落卻都留下了他瀟灑、自在的身影。
從表面看來，蘇東坡并不自由，甚至負罪謫居，不可能像李白那樣到處游玩，可他的心是自由的。杭州風景如畫，佳人如織，他便陶醉湖光山色，盡享歌舞升平；密州火冷燈稀，寂寞荒涼，他怡然修葺超然臺，裘馬戎裝射天狼；黃州僻壤窮鄉，一片荒蕪，他自比陶淵明躬耕東坡，超然物外三詠赤壁；儋州天涯海角，一葉孤舟，他閑庭信步于狂風浪尖，怡然訪道于青山老林。
正如蘇東坡自己所言，“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
“此心安處是吾鄉”。能夠修煉到“心安”的境界，這是蘇東坡區別于李白的最大之處。
身不由已，心靈卻在萬物的感化中獲得了安寧。
因為心安，所以自由。
因為自由，所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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