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號均默，原名梁治華、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縣(今余杭)。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理論批評家、作家、英國文學史家、文學家、翻譯家。
我喜歡書，也還喜歡讀書，但是病懶，大部分時間荒嬉掉了!所以實在沒有讀過多少書。年屆而立，才知道發憤，已經晚了。幾經喪亂，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窺圓，米爾頓五年隱于鄉，那樣有良好環境專心讀書的故事，我只有艷羨。多少年來所讀之書，隨緣涉獵，未能專精，故無所成。然亦間有幾部書對于我個人為學做人之道不無影響。
第一部影響我的書是《水滸傳》。我覺得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愧金圣嘆稱之為第五才子書，可以和莊、騷、史記、杜詩并列。我一讀，再讀，三讀，不忍釋手。曾試圖默誦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姓名綽號，大致不差(并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采的不過五分之一，有人說每一個人物都有特色，那是夸張)。也曾試圖搜集香煙盒里(是大聯珠還是前門?)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圖片。這部小說實在令人著迷。
水滸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賜進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詳，一生經歷我們也不得而知。這沒有關系，我們要讀的是書。有人說水滸作者是羅貫中，根本不是他，這也沒有關系，我們要讀的是書。水滸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問題重重;整個故事是否早先有過演化的歷史而逐漸形成的，也很難說;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盜一伙人在山東壽張縣梁山泊聚義的經過，有多大部分與歷史符合有待考證。凡此種種都不是頂重要的事。我讀了水滸之后，我認識了人間的不平。
我對于水滸有一點極為不滿。作者好像對于女性頗不同情。水滸里的故事對于所謂奸夫淫婦有極精采的描寫，而顯然的對于女性特別殘酷。這也許是我們傳統的大男人主義，一向不把女人當人，即使當作人也是次等的人。
第二部書該數《胡適文存》。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杰出的一個。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藝術的極致，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現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震聾發膭的巨著。在五四前后，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后來他就不彈此調。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別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對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他常說他有考據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態度。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確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
第三本書是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白璧德(Irving Babbitt)是哈佛大學教授，是一位與時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義學者。他畢生致力于批判盧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義，他針砭流行的偏頗的思想，總是歸根到盧梭的自然主義。
有一幅漫畫諷刺他，畫他匍匐地面揭開被單窺探床下有無盧梭藏在底下。我讀了他的書，上了他的課，突然感到他的見解平正通達而且切中時弊。我平夙心中蘊結的一些浪漫情操幾為之一掃而空。我開始省悟，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應該根據歷史的透視而加以重估。我在學生時代寫的第一篇批評文字《中國現代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隨后我寫的《文學的紀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較后對于辛克萊《拜金藝術》的評論，都可以說是受了白璧德的影響。
第四本書是叔本華的《雋語與讖言》(Maxims and Counsels)。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實的，存在的，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并無實體的存在。沒有痛苦的時候，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種心理狀態，而非實質的存在。基于此種認識，人生努力方向應該是盡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為根本沒有幸福那樣的一個東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來了。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第五部書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只知道他是美國人。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財產為人類文明的基礎。有了私有財產的制度，然后人類生活型態，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才逐漸的發展而成為文明。馬克斯與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發表的一個小冊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聲言私有財產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的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言激而辯。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第六部書是《六祖壇經》。我與佛教本來毫無瓜葛。抗戰時在北碚縉云山上縉云古寺偶然看到太虛法師領導的漢藏理學院，一群和尚在翻譯佛經，香煙繚繞，案積貝多樹葉帖帖然，字斟句酌，莊嚴肅穆。佛經的翻譯原來是這樣謹慎而神圣的，令人肅然起敬。在喪亂中我開始思索生死這一大事因緣。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對于這位不識字而能頓悟佛理的高僧有無限的敬仰。
據我淺陋的了解，禪宗主張頓悟。說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斷理性的邏輯的思維，停止常識的想法，驀然一驚之中靈光閃動，于是進入一種不思善不思惡無生無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狀態。在這狀態之中得見自心自性，是之謂明心見性，是之謂言下頓悟。禪宗的境界用理性邏輯的文字怎樣解釋也說不明白，須要自身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第七部書是卡賴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原是一系列的演講，刊于一八四一年。卡賴爾的文筆本來是汪洋恣肆，氣勢不凡，這部書因為原是講稿，語氣益發雄渾，滔滔不絕的有雷霆萬鈞之勢。他所謂的英雄，不是專指掣旗斬將攻城略地的武術高超的戰士而言，舉凡卓越等倫的各方面的杰出人才，他都認為是英雄，神祗、先知、國王、哲學家、詩人、文人都可以稱為英雄，如果他們能做人民的領袖、時代的前驅、思想的導師。
卡賴爾對于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認為人類文明是極少數的領導人才所創造的。少數的杰出人才有所發明，于是大眾跟進。沒有睿智的領導人物，渾渾噩噩的大眾就只好停留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之中。證之于歷史，確是如此。這種說法和孫中山先生所說“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若合符節。卡賴爾的說法，人稱之為“偉人學說”(Great Man Theory)。他說政治的妙諦在于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統治者的位置上去。他因此而大為稱頌我們的科舉取士的制度。不過他沒注意到取士的標準大有問題，所取之士的品質也就大有問題。好人出頭是他的理想，他們憧憬的是賢人政治。他怕聽“拉平者”(Levellers)那一套議論，因為人有賢不肖，根本不平等。僅管盡力拉平世間的不平等的現象，領導人才與人民大眾對于文明的貢獻究竟不能等量齊觀。
我接受卡賴爾的偉人學說，但是我同時強調偉人的品質。尤其是政治上的偉人責任重大，如果他的品質稍有問題，例如輕言改革，囿于私見，涉及貪婪，用人不公，立刻就會災及大眾，禍國殃民。
第八部書是瑪克斯·奧瑞利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的《沈思錄》(Meditations)，這是西洋斯托亞派哲學最后一部杰作，作者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羅馬帝國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為苦修的哲學家，并且給我們留下這樣的一部書真是奇事。
斯托亞派認為只有物質的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但是物質的宇宙之中偏存著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勢出現，如人，如氣，如精神，如靈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所崇奉的神祗只是神的顯示。神話傳說全是寓言。
人的靈魂是從神那里放射出來的，早晚還要回到那里去。主宰一切的神圣原則即是使一切事物為了全體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識的為了共同利益而與天神合作。瑪克斯最感興趣的是倫理學。按照這一派哲學，人生最高理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謂“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說到的宇宙自然。
人生除了美德無所謂善，除了罪行無所謂惡。美德有四：一為智慧，所以辨善惡;二為公道，以便應付一切悉合分際;三為勇敢，藉以終止痛苦;四為節制，不為物欲所役。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對宇宙整體負有義務，應隨時不忘本分，致力于整體利益。有時自殺也是正當的，如果生存下去無法善盡做人的責任。
英國十七世紀劇作家范伯魯(Vanbrugh)的《舊病復發》(Relapse)里有一個愚蠢的花花大少浮平頓爵士(Lord Foppington)，他說了一句有趣的話：“讀書乃是以別人腦筋制造出的東西以自娛。我以為有風度有身分的人可以憑自己頭腦流露出來的東西而自得其樂。”
書是精神食糧。食糧不一定要自己生產，自己生產的不一定會比別人生產的好。而食糧還是我們必不可或缺的。書像是一股洪流，是多年來多少聰明才智的人點點滴滴的匯集而成，很難得有人能毫無憑藉的立地涌現出一部書。
讀書如交友，也靠緣分，吾人有緣接觸的書各有不同。我讀書不多，有緣接觸了幾部難忘的書，有如良師益友，獲益非淺，略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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