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 又逢癸亥

　　我是清華癸亥級畢業的。現在又逢癸亥，六十年一甲子，一晃兒!我們以為六十周年很難得，其實五十九周年也很難得，六十一周年更難得。不過一甲子是個整數罷了。

　　我在清華，一住就是八年，從十四歲到二十二歲，回憶起來當然也有一些瑣碎的事可說。我在清華不是好學生，功課平平，好多同學都比我強，不過到時候我也畢業了，沒有留級過。品行么，從來沒有得過墨盒(只有品學俱佳熱心服務或是奉命打小報告的才有得墨盒的資格)，可是也沒有被記過或進過“思過室”(中等科齋務室隔壁的一間禁閉室)。

　　級有級長，每年推選一人擔任。我只記得第一任級長是周念誠(江蘇籍)，他是好人，忠厚誠懇，可惜一年未滿就病死了。最后一位是謝奮程(廣東人)，為人精明，抗戰期間在香港作寓公，被日軍慘殺。

　　每一個中等科新生，由學校指定高等科四年級生作指導員，每周會晤一二次，用意甚善。指導我的是沈雋祺。事實上和我往還較多的是陳烈勛、張道宏。我是從小沒離開過家的人，乍到清華我很痛苦，覺得人生最苦惱事第一件是斷奶，而上學住校讀書等于是第二次斷奶。過了好幾年我才習慣于新的環境，但是八年來每個星期六我必進城回家過一個溫暖的周末。那時候回一趟家不簡單，坐人力車經海甸到西直門要一個多小時，換車進城到家又是半個多小時。有時候騎驢經成府大鐘寺而抵西直門車站，很少時候是走到清華園車站坐火車到西直門。在家里停留二十四小時，便需在古道夕陽中返回清華園了。清華園是我第二個家。

　　八年之中我學到了些什么?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國去讀書沒有太大的隔閡。教過我英文的有林語堂、孟憲成、馬國驥、巢堃琳諸先生，還有幾位美國先生。國文方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鏡澄先生(我們背后叫他徐老虎，因為他兇)的教誨，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么叫做“割愛”，作文須要少說廢話，文字要簡練，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五四以后，白話文大行，和聞一多幾位同好互相切磋，走上了學習新文學的路子。由于積極參加《清華周刊》的編務，初步學會了撰稿、訪問、編排、出版一套技巧。

　　五四的學生運動，清華轟轟烈烈的參加了。記得我們的學生領袖是陳長桐。他是天生的領導人才，有令人傾服的氣質。我非常景仰他。他最近才去世，大概接近九十高齡了。陳長桐畢業之后繼續領導學生自治會的是羅隆基。學生會的活動引發好幾次風潮。不一定是學生好亂成性，學校方面處理的方法也欠技巧。有一晚全體學生在高等科食堂討論罷課問題，突然電燈被熄滅了，這不能阻止學生繼續開會，學生點起了無數枝蠟燭，正群情激憤中，突然間有小鑼會(海甸民間自衛組織)數人打著燈龍前來鎮壓，據說是應校方報案邀請而來，于是群情大嘩，罷課、游行、驅逐校長，遂一發而不可收拾。數年之間，三趕校長。本來校長周寄梅先生，有校長的風范，亟孚人望，假使他仍在校，情勢絕不至此。

　　清華夙重體育。上午有十五分鐘柔軟操，下午四至五強迫運動一小時，這個制度后來都取消了。清華和外面幾個大學常有球類比賽，清華的勝算大，每次重要比賽獲勝，學校若狂，放假一天。我的體育成績可太差了，畢業時的體育考試包括游泳、一百碼、四百碼、鉛球等項目。體育老師馬約翰先生對我只是搖頭。游泳一項只有我和趙敏恒二人不及格，留校二周補考，最后在游泳池中連劃帶爬總算游過去了，喝了不少水!不過在八年之中我也踢破了兩雙球鞋，打斷了兩只球拍，棒球方面是我們河北省一批同學最擅長的，因此我后來右手拾起一塊石子可以投得相當遠，相當準。我八年沒有生過什么病，只有一回感染了腮腺炎住進了校醫室。起碼的健康基礎是在清華打下的，維持至今。

　　清華對學生的操行紀律是嚴格的。偷取一本字典，或是一匹夏布，是要開除的。打架也不行。有一位同學把另一位同學打傷，揪下了一大撮頭發，當然是開除處分，這位被開除的同學不服氣，跑到海甸喝了一瓶蓮花白，回來闖進大家正在午膳的飯廳，把齋務主任(外號李胡子)一拳打在地下，結果是由校警把他抓住送出校去。這一鬧劇，至今不能忘。

　　我們喜歡演戲，年終同樂會，每級各演一短劇比賽。像洪深、羅發組、陸梅僧，都是好手。癸亥級畢業時還演過三幕話劇，我和吳文藻扮演女角，誰能相信?

　　癸亥級友在臺北的最多時有十五人，常輪流作東宴集，曾幾何時，一個個的凋零了!現只剩辛文锜(臥病中)和我二人而已。不在臺北的，有孫立人在臺中，吳卓在美國�，F在又逢癸亥，欲重聚話舊而不可得，何況舉目有山河之異，“水木清華”只在想像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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