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對于“京味小說”有三大功勞：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說”的奠基人，有開創之功。在他之前，中國雖有寫京都生活、北京風情之作，但卻沒有顯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氣”。三十年代，沈從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說”，但那與“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個真正寫出“京味”的作家，無論就作品的數量和質量看都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說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層心態、傳達北京人的神韻、氣味上，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超越。人們不能不承認，老舍筆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無可置疑的真實性。這固然得力于老舍對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時，也與他的取材對象有密切關系。老舍筆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區大雜院內的下層市民。在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鄉土味”，乃至“傳統味”表現得最為集中、鮮明。
老舍刻畫小人物成功的原因，還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傾向和客觀的審美視角。老舍是用一種寬厚仁愛的胸懷和公允和善的眼光來看待北京發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贊揚下層市民身上體現的善良、豁達和淳樸。這使他筆下的人物往往閃爍出人性善惡的各種光彩，既有可憐、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愛、可貴，完整地、真實地反映靈魂的各個側面。
在駕馭北京語言的技巧上，老舍所達到的那種爐火純青的地步，是眾所公認的。他寫的北京話，既保持了民間口語的樸素、生動，又篩選掉那些粗陋的雜質，確實燒出了京韻的香氣，精妙傳神。這使他的京味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說”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寫新異的民風民俗取勝;二不靠傳奇性的情節故事引人;更不靠獵奇搜異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筆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見的中下層市民。老舍所寫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長里短。總之，他是完全以寫普通人、普通事，寫大眾心理來顯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僅如此，老舍還以平民百姓的心態去描寫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間，同他們同命運、共呼吸，不是高踞于這群小民頭上，頤指氣使，指手畫腳，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憫人之態，賜舍廉價的同情。而是讓人感到一種融洽無間的親切感。當然，這決不是意味著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對舊文化和舊市民意識的批判是鮮明的，只是這種批判隱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風趣的筆調，又使這種褒貶不那么鋒芒畢露而已。
老舍先生的“京味”文學成就表現在他的“京味”文學語言上。在他小說和戲劇里，人物的對話是用北京民間口語來寫，景物的描寫，情節與過程的敘述也是用北京老百姓的口語中的語言和北京特有的一些語法來寫。他用畢生的努力，去追求，去實踐，用現成的北京民間口語去寫小說與戲劇。經過幾十年不斷地對北京口語的提煉、凈化，反復的選擇，北京口語成了他創作文學作品時得心應手的文學語言。武漢大學曾用計算機對《駱駝祥子》的文字進行過統計，結果這本小說共使用了北京口頭常用字2411個。這說明老舍先生能把北京口語用作文學的書面語言，而且寫得平易簡練。因此他的作品才如此貼近老百姓，通俗易懂，生動有趣，簡練上口，而且雅俗共賞。
另外，幽默是老舍作品的顯著特色之一，他作品中的幽默，也是深深打上了“北京文化”的烙印的，形成了更具內蘊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得力于他對北京語言及民間文藝的熱愛與熟悉，他使用的語言，句式，語句以及說話的神態氣韻，都有他獨特的體味何創造，同時有滲透著濃郁的北京文化。
我們不乏描寫民族語言、民族人物、民族生活、民族情感的作品。我們缺少的是世界級的民族作品。時至今日，老舍筆下的北京市民的子孫們正召喚著當代京味兒文學作家，用現代化意識和文化眼光，成功地表現今天的北京傳統美德和弱點，新北京人的精神風貌。我們的作家，我們的讀者，應該從老舍的文藝觀和世界觀里，從老舍京味兒文學作品的文化蘊含里得到心靈的共振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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