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的意思

2020-11-05 韓愈

　　《師說》作于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他的學生李蟠的。

　　師說

　　唐代：韓愈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于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的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于圣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于這吧？（人們）愛他們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的。（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的（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的（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的。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么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里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的拘束，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的`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韓愈師說的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陽(今河南孟縣)人，祖籍昌黎，故人稱昌黎先生，因曾任吏部侍郎，所以后世稱為韓吏部。著作有《韓昌黎集》。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一個中下級官僚家庭和書香門第。自幼受到較好的但又是比較正統的儒家教育。叔父云卿、伯兄韓會都是傾向于儒家復古運動的人物，這對他都有一定的影響。

　　韓愈3歲時父母雙亡，靠伯兄韓會生活，韓會去世，由寡嫂鄭氏撫養成人。家庭的不幸，促使他刻苦努力，認真讀書，盡通《六經》百家學。25歲成進士，但仕途不順，歷經坎坷。先后曾任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等官職，因上疏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后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有功。升為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被貶為潮州刺史。后改任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后，被召回任國子學祭酒，后歷任兵部侍郎、京北尹兼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等職，57歲去世。

　　韓愈生于安吏之亂以后的中唐，一生歷經代、德、順、憲、穆五個皇帝執政的時代。這一時期雖然有過幾十年茍安的太平，社會生活相對穩定，人民都希望能夠有一個“中興”的局面出現，但當時唐朝已經腐朽，藩鎮割據和政治腐朽的局面已無法挽救，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和割據的地方勢力之間的斗爭。佛道二教的盛行，大量的僧侶，道士已形成一種特殊勢力，“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一些人在寺院、道院庇護下逃避賦稅，國家收入減少，勞動人民的負擔加重，使得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佛教雖有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作用，有利于封建統治階級，但它不侍君主，不負擔賦稅，卻直接觸犯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因之與統治階級的利益是有矛盾的。韓愈深通儒經，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他反對佛教，主張發揚儒家的道統，是有其社會歷史根源的。

　　韓愈的主要政治思想是恢復儒家道統，他所說的道統就是歷代相傳的孔孟之道。他主張施“仁政”反對官吏橫征暴斂，要求朝庭寬免賦稅徭役，關心民間疾苦。強調“三綱五常”，用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等教育人民。他反對佛教的目的是為了提倡儒家的正統思想，但在當時有維護統一的意義，客觀上有其進步的一面。但他繼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說，宣揚君權至上，強調封建的等級制度，認為這種制度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他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這段話是他對儒家政治核心思想的概括。他主張“文以載道”，提倡古文運動，實際上是為復興儒學服務的。他的許多政治思想，都反映在他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如《原道》、《原性》、《原人》、《談茍》、《談墨子》、《遠浮屠文暢師序》、《州孔子廟碑》等。

　　韓愈繼承并發揚了儒家重視教育的傳統，無論擔任教職或地方官時，他都十分重視教育，做了許多發展教育的工作，直接間接地培養出一批人才。他一生提倡古文運動，強調“文以載道”。在他寫的文章中有不少關于教育的觀點，有的直接談教育，如《師說》、《進學解》以及一些書信等文章，也有的用寓言形式寫的雜文，如《說馬》等用形似寫物，實系寫人的手法，以馬喻人，論述了選材、用材之道，文筆通暢、言簡易賅、鮮明生動、寓意深刻、耐人尋味，實系千古難得之好文章。

　　韓愈的教育思想是直接為他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因此，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傳“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教育的內容當然主要是儒家經典。韓愈曾長期從事教育實踐。故在教學和學習方法方面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在他的文章中也有闡述。他還特別論述了師資問題，講到教師的作用、地位等問題，至今仍有借鑒的意義。

　　《師說》是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針對當時恥于為師，不重視師道的風氣，而寫的一篇文章。他不顧流俗的誹謗，不但自己敢于為師，而且寫了此文，闡述自己對師道的看法。文章說理清晰，感情充沛，說服力強，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

　　（一）教師的任務

　　文章明確指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這就是說教師的任務有三：

　　1．傳道。韓愈所說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傳“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進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這里當然指封建社會的封建道德和為封建統治階級政治服務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這是首位，也是根本。

　　2．受業。所謂“受業”就是指傳授什么內容。既然傳封建之道。當然要教以封建之業，就是傳授儒家的經典，為了使學生能夠掌握這些知識，必然教給學生讀寫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學生受到文化知識拄能方面的教育。這里所說的“受業”，也就是“授業”的意思。

　　3．解惑。所謂“解惑”是指在傳道受業過程中，學生總會遇到許多不明白的事，教師的任務就是解答學生在傳道和受業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傳道為主。受業與解惑是為傳道服務的。當然，只說傳道，沒有受業，道亦不存。如不解惑，則道不明。所以三者雖有主次，但又相互聯系，缺一不可。韓愈所以明確指出傳道、受業、解惑為師者的任務，恐怕就是這個道理了。既然是一切為了傳道，那么教師首先是為了傳道，如果只習其句讀，而不知道傳道，那就是“小學而大遺”。意思就是說，如果只教給學生一些書本知識，而不傳道，就會因小失大，失去教師的作用，不能完成教師的任務，短短的幾句話就把教師的本質說清楚了。如果我們把道理解為社會主義之道，用社會主義的教學內容去傳社會主義之道，也就是說進行社會主義的思想品德教育。韓愈對教師任務的論述同樣可以為我們所用。用它來說明智育和德育之間的辯證關系，也是合理的。

　　（二）教師的作用

　　《師說》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說“古之學者必有師”。為什么必有師呢？韓愈說：“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為他傳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總會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為之解惑。這樣短短的幾句話，就說明了師的重要，如果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進一步說明了從師的重要性。

　　（三）什么是師

　　韓愈說清楚了教師的任務和師的重要，但什么才是師呢？他認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師，他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韓愈在那個時代談的是封建之道，我們今天談的是社會主義之道，衡量教師的標準始終是以政治為第一位，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把道理解為政治標準，韓愈的觀點是正確的。道必須通過授業解惑來完成。要能更好地傳道，就必須善于授業和解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求教師必須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專業修養，才能更好地傳道，實際上他已經提出了政治、文化素質和專業水平的要求。當然，他還不能用準確的語言，科學地從理論上加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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