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后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很講究行文變化，尤其懇切的言辭將其迫切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后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作者：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前：進士得第叫做前進士。鄉貢：唐朝取士的一種，有州縣考試推舉)，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上書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于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于左右。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后呼而望之也;將有介于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茍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后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茍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發，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
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亟：讀音jì，急迫)，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于閣下者曰：“有觀溺于水而爇于火者(爇：讀音ruò，點燃，焚燒)，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
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抽擢：提拔)，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御營田諸小使等(：全部是官名)，尚得自舉判官(判官：唐朝凡臨時派出去處理特殊事務的官都有判官，相當于秘書)，無間于已仕未仕者(間：隔，離，引申為“區別”);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于盜(：《禮記·雜記》說：“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管仲是春秋時齊國宰相)，或舉于管庫(：《禮記·檀弓》說：“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余家。”趙文子，即趙武，春秋時期晉國的大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乎此(方：比)。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譯文】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恭敬地再次稟告相公閣下：
前些日我曾呈上一封書信和所做的文章，等候您的指示已經十九天了，沒有得到回音。我惶恐不安不敢離去，不知道怎么辦才好。于是我寧愿再次領受意想不到的責備，來要求陳述完我的意見，并向您請教。
我聽說：陷入水火之中的人，求人幫忙免除災難，并不因為那人和自己有父兄子弟一樣的慈愛感情，才去呼喊他、指望他。而是希望在他旁邊的人，即使與自己有怨恨，只要還不至于希望自己死去的，就要大聲趕快呼喊，希望他施行仁義。那在他旁邊的人，聽見他的呼聲和看見這種情形，也不會因為和他有父兄子弟一樣的慈愛感情才去保全他的生命。即使與他有怨恨，只要還不至于希望他死去的人，就要拼命跑去用盡力氣，弄濕手腳，燒焦毛發，救起他而不會去躲避。這樣做是為了什么呢?是因為那情形確實危急，他的心情確實叫人可憐。
我努力學習，并且身體力行有好些年了。我沒有考慮道路的艱險和平坦，一直前行沒有停止過，以至于陷于窮困饑餓的水深火熱中，那種情形既危險又急迫，我已經大聲趕快呼喊了，閣下大概也聽見和看見了，您是前來救我呢?還是安穩地坐著不來救呢?有人向您說：“有人看見被水淹和被火燒的人，雖然有可以救人的辦法卻始終沒有去救。”閣下您認為他是個仁義君子嗎?如果不這樣認為，那么像我這樣的人，也就是君子應該動心同情的了。
有人對我說：“你的話是對的，宰相是了解你的，只是時機不許可，怎么辦呢?”我認為他不會講話，實在是他的才能不值得我們賢明宰相的推薦罷了。至于所說的`時機，本來就是處在上層地位的人所造成的，并不是上天安排的。前五六年時，宰相向上推薦，尚且有從平民中提拔的，那時和現在，有什么不同嗎?況且現在的節度使、觀察使和防御使、營田使等地位較低的官員，尚能自己選用判官，而沒有區分他已經做過官還是沒有做過官的。何況是宰相，我們君主所尊敬的人，卻能說“不可”嗎?古代推薦人才的人，有的從盜賊中選取，有的從管理倉庫的人中推薦。現在，我這個平民雖然地位低賤，但還是足夠和這些人相比的。我的情況窘迫，言辭急切，不知道怎樣斟酌才合適，只希望您稍微能施以愛惜人才的心。
愈再拜。
【解析】
在古代，一個地位低下的讀書人，為了能進入仕途、獲取更大的現實利益，有時必須走攀附權貴之路。年輕時候的韓愈中進士四年卻一直不得仕進，所以他給當時的宰相寫信，想以文章打動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薦和提拔。《后十九日復上宰相書》是韓愈寫給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動人之筆，比喻自己處境艱難如同陷于水深火熱之中，試圖以此來打動宰相。文章緊扣“勢”、“ 時”著筆，運用比喻、設問、反駁等手法，將個人的思想寫得振振有辭，跌宕起伏。作者很講究行文變化，尤其懇切的言辭將其迫切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統治下扼制人才的社會環境和人情冷暖，同時也展現了封建文人乞求仕進的窘態。
拓展閱讀：韓愈的評價
韓愈是一個氣場和存在感均極強的人物。作為文壇領袖，他“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余年，聲名塞天”(劉禹錫《祭韓吏部文》);作為作家，他敢為風氣之先，為文為詩氣勢磅礴;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人”，他剛直敢任，人格偉岸，誠為偉丈夫。如此人中鸞鳳，卻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極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許多細微樂趣或煩惱，而且有幽默的一面。
韓愈確實是不可多得的歷史人才，他的影響使無數帝王將相相形見絀。在中唐的政治舞臺上，他扮演過監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誥、刑部侍郎、國子監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績。但他的主要貢獻是在文學上。他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為文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堅決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故宋人蘇軾對他推崇備至，稱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弱”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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