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高考和古代的科舉考試都可稱得上是國家的“搶才大戰(zhàn)”，可為什么流芳百世、被后人譽為“詩圣”的杜甫終身都沒中舉呢?想想他年青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氣勢，我認為,杜甫始終沒中舉,有以下三個因素。
其一，杜甫“生不逢時”。眾所周知，自大禹傳其子后，中國開始了世襲制，那是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歲月，一直發(fā)展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皆是世襲，誰的門第高、誰接班、誰當官。隋文帝推行了科舉考試取代世襲制，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唐朝便繼承下來。科舉用人憑的是知識水平，不分貧富，只要進士及第，國家皆包分配，保證其榮華富貴。而生于大唐的杜甫，其祖父杜審言不僅是進士出身，而且做到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也當上奉天令。試想，如果杜甫的祖父早出生幾百年，杜甫不用考也能弄個大官做。
其二，杜甫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用今天的話講，他是需要進行“心理干預”的學生。史書上說，古代科舉考試期間，國家和地方政府都積極為考生優(yōu)化環(huán)境。各省官員為了保證考生們按期赴試不誤行程，普遍實行了“應試學生過境，不得為難和阻礙通過”等硬措施，這充分體現(xiàn)了古代社會對應試士子的體恤與關懷。更能說明舊時科舉“優(yōu)惠政策”也很多，雖然國家規(guī)定非家境貧寒、萬不得已的考生不得私帶貨物，但地方官員對考生私帶貨物一般都裝聾作啞、默許其通過。這樣雖然導致了古時科舉出現(xiàn)“一邊趕考一邊私運”的亂象，但也足可說明古代科舉考試采取的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也不見得比今天的高考少。再說杜甫還是膳部員外郎的孫子，多少會有一些人脈，被“不考”的可能性不大。由此推理，杜甫極有可能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任憑他平時學習成績再好，由于沒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所以進了考場也只能是“茶壺里的餃子”。
以前，我也從一些書中看到，有人將杜甫屢考屢敗歸咎于遭受政治迫害和不善經營人脈關系。但從他那首“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們，暮隨肥馬塵。殘懷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詩中，可以發(fā)現(xiàn)杜甫毫不隱諱科場的艱難和無自尊的經歷，詩中也明白無誤地說，自己要去施舍，求了施舍還得去拜見官員。還有一事更能說明杜甫并非“木頭”一根，他獻過吹捧皇帝的“三大禮賦”，討了個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也就一個有職無權的參謀。后來，他投靠實力派劍南節(jié)度使嚴武，被嚴武推薦做了名朝官即檢校工部員外郎，以至后人誤以為杜甫真做過工部尚書似的，把他的詩集編為《杜工部集》。這些史實足以說明杜甫屢次考試的成績都很不理想，原因就是他“不經考”。
其三，杜甫的“包袱”重。杜甫祖父和父親的“舉人”是硬考的，有了這個平臺，他們才一步步朝“高官”的位子邁進，并取得了成功。可以說，杜甫的祖父完全是通過自身努力接觸到權力核心并成為“核心權力圈”中一員的。這對頗具才華和遠大抱負的杜甫也構成了巨大的心理負擔。如此一來，杜甫較其他考生就多了一層壓力。試想，無論什么考場，一個人背著壓力上場能正常發(fā)揮嗎?
現(xiàn)在看來，杜甫如果中舉，也許就不會發(fā)生最后窮困潦倒、病死流徙途中的船上的悲劇。但也有可能就不會有跟“李詩仙”齊名的“杜詩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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