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他并沒有詩仙李白的灑脫豪放，也沒有陶淵明的悠然自得，他的眼神中似乎只有愁苦，心系祖國，他甚至“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談起杜甫，我甚至不愿提起他“詩圣”的稱號，在我眼中，他更是一位“心同百姓，思寄祖國”的愛國者。
憂國，是杜甫詩中的靈魂主干，他的所有詩作中，多數都透露出對祖國山河破碎的感嘆和愁苦。面對日益衰敗的唐朝，面對支離破碎的大唐國土，他含淚提筆寫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昨日祖國繁榮，而今日卻破亡了，面對依舊的山河，試想，是否人人都像杜甫一般流下“感時淚”、懷著“恨別心”？杜甫就是這樣一位愛國的詩人，他因“國破而憂，因國盛而樂”。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他“初聞涕淚滿衣裳”、“漫卷詩書喜欲狂”。他快樂，因收復“河南”、“河北”而快樂。他的快樂，不僅僅是自己的，更是屬于祖國的。這種純粹的快樂，只是真心愛國的人才配擁有。生活亦是如此，不需要游遍山水，更不需要榮華利祿，杜甫快樂的根源，只是祖國的繁盛。
在杜甫生活的時代，是最黑暗的時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亂時，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各地官吏，殘暴無情地壓迫、剝削百姓。在這水生火熱的時候，杜甫毅然選擇站出來，用慧筆揭露出一樁樁事件，將同情、理解的思想灌輸到每一句詩句中。《三吏》、《三別》正是他思想的表述。《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官吏的冷酷讓杜甫憤怒卻無奈，自己無能為力，只能愁苦地“獨與老翁別”。他也曾通過仕途改變現狀，無奈，官場污濁，導致他屢遭貶謫。最終，他選擇回到百姓中去，以筆作槍，抒發他對人民真摯的同情。他親民，他愿意與百姓“同甘苦，共患難”，似乎他并不是一位詩人，更不是一位本可以升官發財的“詩圣”。
今日，又一次翻看杜甫句句沉郁頓挫的詩句，對他的敬仰油然而生。敬仰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更敬仰他敢于揭露和批判黑暗、腐朽的無畏和正義。
若說千百年后詩作不一定會流傳于世，但杜甫的精神永垂不朽。今，人人居安思危于祖國，還恐祖國不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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