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今年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誕辰1300周年，不僅是時間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莊嚴的契機，我與杜甫、朋友與杜甫的不解之緣，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次奇妙的機遇。因此，我們將借著這份機緣，懷著無限崇敬的深情，來紀念詩圣的1300周年華誕。
說到“緣分”，無論是人與物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到頭來探究，其實都是天意，而天意是沒法解釋的東西，因為“緣”指示著一種神秘的因果性。相信有“緣”之時，其實是帶著一種美好的況味，使你對生活中看似偶然、混亂的一切，突然有了新鮮的意義，使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一下子親近起來。“緣”為我們的人生打上了一層溫馨的亮色。
令人難以忘懷的，首先是我與杜甫的“緣”。最初的緣份是因為家里大人給我取的學名，叫“杜希甫”。那年我才6歲，家里大人領我去貢院小學報名后，學校老師手把手教我如何寫自己的名字。那時，我還不知道杜甫為何許人。考中學時，金榜題名，我的名字竟然在榜首。考高中時，我又是中榜前三名。現在看來，這實在是緣于杜甫為我的神助呢?因為我和他的名字只相差一個字。后來，語文老師教我們學習杜甫的《石壕吏》、《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詩之時，我才知道了唐代這位大詩人的一些基本情況。回到家里，我問曾經為我取學名的姐夫魏國華(他曾當過教師，后為國家稅務干部，已故)：“姐夫，你給我取的名字，怎么和唐代大詩人杜甫幾乎相同?”他笑著回答說：“我看你踏實好學，喜歡文學寫作，希望你學業有成，將來成為一個像杜甫那樣對社會有用的人才。”說來也怪，高中三年，我的成績一直不錯，對語文特別愛好，一篇作文，還被老師推薦在全國的《文藝學習》雜志上發表，這是否也緣于杜甫老人家的神助呢?
再后來，按照1958年的高考分數線，我的成績被全國重點大學之一的西北大學錄取是沒有問題的，可是由于受被打成“右派”的姐夫的株連，政審沒有過關;直到最后一批，我方才被西北師范大學中文科錄取。
當我讀完大學中文專業，我對杜甫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別是對于他的熱愛，主要緣于這樣幾個層次：一是從尋根問祖講，我們同是一個杜姓家族。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宗族是血緣的群體。姓是人類社會發展進化的歷史產物，是人類文化的積淀，是標志家族系統的稱號。于是，我便開始通讀杜甫，先后購買了清仇兆鰲的《杜詩詳注》(全五冊)、陳貽焮的《杜甫評傳》、繆鉞的《杜甫》、傅庚生的《杜詩析疑》、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組的《訪古學詩萬里行》，李誼的《杜甫草堂詩注》、朱東潤的《杜甫敘論》、曹慕樊的《杜詩雜說》等等。我讀了關于杜甫的這些專著，不禁為之悸動感懷，時或哭泣，時或悲慨。我一閉上眼睛，就知道杜甫在流離失所時所走過的路徑：哪里是他的客棧，哪里是他的油燈，還有秋季的霜、冬季的雪;看到字里行間的官兵，看到字里行間的流民，聽到他那“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的憤慨，聽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的呼號。這是我對杜甫漫游路徑進行的一次整理，也是我對杜詩的膜拜。如果沒有他那1400多首用血淚寫成的詩，他能成為一代詩圣嗎?
二是27年前的1985年，我從書店購買了一本李濟阻等人的《杜甫隴右詩注析》。這本19萬字的書，既無作者簡介，又無名人作序，不知道李濟阻先生是誰?讀了書中的“杜甫在隴右的生活與創作”后，才知道李濟阻先生和我一樣，研究了杜甫在隴右的詩作，踏勘了杜甫在隴右走過的地方。出于對杜詩的共同愛好，我與這位未曾謀面的先生，感覺一下子親近了起來。
三是10年前的2002年，我又從書店里買了一本高天佑編著的《杜甫隴蜀紀行詩注析》。從作者簡介和序及后記中，我才知道了這位天佑君是和我的二兒子同年生的年輕學者，后起之秀，又是李濟阻先生的門人;雖未謀面，但他卻在離我很近的成縣工作，于是感覺又和他親近起來。
忽然有一天，在宕昌縣工作的我的大外甥女兒的女婿路鵬云(原宕昌縣人大主任，已退休)來武都時對我說：“我有個親哥哥李濟阻，在天水師院當教授，已退休，他曾寫過一本學術專著《杜甫隴右詩注析》，你能不能寫點評介之類的文章，在隴南報刊上宣傳宣傳?”我聽了喜出望外，拍案叫巧!真乃“踏破鐵鞋無覓處”，又怪他“怎么不早說?”我說：“27年前，我從書店買了他的那本著作后，就一直在和他神交，真想拜訪他哩!他怎么不姓路?”路鵬云回答說：“他原來叫路鵬程，后來跟了舅舅的姓，改名為李濟阻”。論年齡，我大李濟阻4歲，應兄弟相稱;論輩份，我又是他外舅;論學歷，我們都畢業于西北師大，應該是校友;論職稱，他是教授又是杜詩研究的專家，我只是個高級記者、杜甫詩歌的愛好者。李濟阻因雙目失明，不便和我面談，便通過弟弟路鵬云，陸續給我送來了一些他近年來研究杜詩的學術成果文稿，我將專門為其撰寫評介文章。
今年，當我得知天佑君已從成縣政府調到隴南市政協擔任常委、副秘書長、研究室主任后，8月14日，我專程去辦公室拜訪了他。10年前就和他的專著《杜甫隴蜀紀行詩注析》一直在神交的我，一見面覺得是那樣地親熱。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英俊瀟灑的身姿，儒雅學者的風度，快人快語的性格，誠懇謙虛的態度，實在讓人欽佩!我們好像一見如故，說話很投機。訪談中，發現他勤奮好學，愛好廣泛，思維敏捷，說話嚴謹，學識淵博，著作頗豐。十多年來，他先后出版了40萬字的《西狹摩崖石刻群研究》、編譯出版了11萬字的《西狹頌研究在日本》、15萬字的詩集《迎風而唱》、26萬字的《杜甫隴蜀紀行詩注析》、36萬字的《隴右詩選注》等，還有幾本關于地方文化方面的內部出版物。
論及《杜甫隴蜀紀行詩注析》，國際知名學者、國務院學位評審委員會委員、博士生導師、陜西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霍松林先生在序中說：“我認為這是一部資料完備，考論結合，閃耀著真知灼見光芒的力作”，“對杜甫隴右詩研究中的諸多疑難問題和空白點，作了細致深入的探索，多有創獲，極具學術價值，是對杜詩研究做出的新貢獻。”給予了很高評價。他的老師李濟阻先生也在序中說：“本書有關杜甫與贊公聚會同谷的一組論述，實為作者對杜甫研究的一大貢獻，僅此一點，《杜甫隴蜀紀行詩注析》就肯定會受到學術界重視。何況通讀全書，它至少還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把隴蜀紀行詩單獨析出成集，確實如作者在‘總論’中所說的那樣，容易達到考據行蹤、弘揚詩藝和為隴蜀山川樹碑立傳等目的。二、《立秋后題》、《大云寺贊公房四首》等詩和兩《唐書》杜甫傳等資料，為研習杜甫隴右詩不可缺少的材料，本書把它們作為‘序曲’和附錄收入，足見作者用心之精到及恰切。三、書中有關杜佐、吳郁和赴兩當路線的考證部分，或提新論，或證舊說，時時閃爍著智慧的火花，足資同好參閱。四、注釋、賞析及異文校注，明白易懂，其中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見，無論對研究者還是賞讀者都會有所禆益。”同樣給予了高度評價。
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李濟阻領銜編著的《杜甫隴右詩注析》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天佑君的《杜甫隴蜀紀行詩注析》，又有哪些學術新突破和創新性成果呢?經過仔細閱讀專著，并和天佑君探討，我終于弄清了這樣幾點：第一、這兩部書的關系。因先有老師李濟阻等3人的《杜甫隴右詩注析》，作為學生的天佑君的這部書，便成為老師那部書的續篇和延伸，成為人們閱讀和研究杜甫隴右詩難得的姊妹篇，并使其更加全面完整，而且真誠仔細地訂正了前書注析中一些不確切的地方。例如，杜甫與贊公聚會同谷的一組論述。第二，翻看《唐詩三百首》及今人《新編唐詩三百首》，對于“隴蜀紀行詩”專家、學者評價那樣高：“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并駕，學者宜常諷誦之”;然而《唐詩三百首》中，卻沒有選進一首;天佑君的這部書，無疑填補了唐詩選本和杜詩普及中的這一空白。第三，建國后眾多的《中國文學史》及研究杜甫的一些專著，對于杜甫自隴右奔蜀的經歷，要么一句帶過，要么只字未提;尤其是他在成州同谷縣的短暫寄居，實在是他一生中攸關生死的關鍵時刻，怎能對此掉以輕心?所以天佑君的這部書，又填補了中國文學史和杜甫研究中的一處空白。第四、李濟阻等人的那部書，僅僅包括了成州紀行詩的部分;而天佑君的這部書，將杜甫離隴入蜀途中的8首紀行詩，與成州紀行詩合并，即構成兩組完整的紀行詩，再加上帶有紀行性質的《秦州雜詩二十首》，以及致贊公詩和訪吳郁詩，便構成了“隴蜀紀行詩”的全部內容。可以說，在天佑君的這部專著中，他把杜甫隴右詩中的紀行組詩做了集中深入的研究，拓寬了杜詩研究的新領域。同時，他在專著中還別具匠心，既提示性的告訴人們，以杜甫隴蜀紀行詩為題材，不僅可以創作隴蜀山水畫長卷;而且可以以其為題材創作一首交響樂，在書中，他以章節為單元把樂曲結構都列出來了，只待卓具慧眼者去發現了。
我常在想，無論我也好，杜甫也好;還是濟阻先生也好，天佑君也好，我們先前都互不相識，看似無緣，可是由于有了詩圣杜甫，我們因此有緣相識相知了。天地人間，萬象紛呈，人們的一切作為，無不是因緣遇合的結果。我和杜甫先生的名實關系，濟阻先生、天佑先生與杜詩的關系，不正揭示了這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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