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視角是遲子建小說常常采用的敘事策略，是遲子建表明她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的一種敘事努力。
遲子建喜歡使用兒童視角，要么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對童年往事的回憶，如《北極村童話》、《麥穗》等，這些作品往往與作家自己的童年記憶有關;要么在故事中塑造一個具體的兒童形象，展現他或她的童年生活，如《霧月牛欄》、《清水洗塵》等。即使與童年生活無關的作品，她也喜歡塑造一些具有兒童氣質的成人或傻子，以他們的視角作為敘事角度，如《沒有夏天了》、《日落碗窯》等。對童年、少年美好純凈生活的追憶，對童年與自然界親近關系的真切體會和感悟，使她的作品具有獨特的審美意蘊。
一
作為一個敘事學的概念，視角是一部作品或一個特定敘述文本看待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靈結合點。因此，敘述視角的選擇直接關系著文本的審美效果。遲子建的很多小說都是從兒童的視角出發來打量世界、描述人物或講述事件的，這也就形成了她的小說所獨有的兒童敘事的敘述風格。
所謂兒童視角，主要與成人視角相對而言。簡言之，就是以兒童作為故事敘述者，展現兒童眼中所攝取的世界，兒童眼中所理解的世界，兒童心靈所感受到的世界。兒童視角文本并非就是兒童文學，在作品中兒童關注的焦點往往并非兒童世界，而是在觀察、描摹事物，講述和理解事件時表露出兒童所特有的思維習慣、認知方式和價值取向。因此，兒童視角是一種敘事策略，一種獨特的話語表述方式。
兒童視角是遲子建小說特別是早期小說常用的敘述視角。從《北極村童話》開始，作家就嘗試著從兒童的視角來觀察和描繪世界，直觀形象地表現兒童眼中的世界。在此后《沉睡的大固其固》、《霧月牛欄》、《清水洗塵》中，這種視角的運用變得成熟而洗煉，她的小說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別致的詩意化世界。
“天上綴滿了云，雪白雪白的。它們有的像兔子蜷在那睡覺，有的像貓在捉老鼠，還有的像狗、像魚。它們自由自在地游著、飄著。天真大!它可以容得下那么多的云。云多好啊，它可以睡覺，可以奔跑，可以俯身看到樹木花鳥，可以仰頭望見星星月亮。對了，聽爸爸說，云還可以化作雨、變成雪呢!”①這樣的話語不就是小孩子的嗎?再比如《河柳圖》中的李程愛，他喜歡初春的泥地，喜歡在上面寫字，他想“自己寫的那些字要是能變成種子發芽該有多好啊。他寫的‘羊’就該長出一只羊，寫的‘花’就該開出姹紫嫣紅的花，寫的‘河’就該冒出又白又亮的水來。而‘好’和‘壞’能長出什么來，李程愛有點想象不出。也許‘好’字能長出彩虹、小熊和糖果，而‘壞’字長出的是毒蛇、狗屎、棺材。”② 在孩子天真無邪的眼中和混沌的思維中，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充滿了生命活力，涌動著生命的音律。遲子建說：“我不到20歲就開始寫作了，初始時用兒童視角去看成人視角，絕不是刻意求之，因為那時的我身上童稚氣十足，選擇這種表達角度，是自然而然的。”③作家認為她的兒童視角來自于她的“童稚氣”，那么她的“童稚氣”主要來自于哪里呢?
“我喜歡采用童年視角敘述故事。童年視角使我覺得，清新、天真、樸素的文學氣息能夠像晨霧一樣自如地彌漫，當太陽把它們照散的那一瞬間，它們已經自成氣候。當然，這大約與我的童年經歷有關系。”④遲子建的家鄉地處大興安嶺的北極村中國最北的村子。她六歲時離開父母和姐弟，與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參天林立的大樹、雪花漫天飛舞的景觀、外婆家的木刻楞房屋、房前屋后廣闊的菜園、人與動物間親密的伙伴關系、魚汛時節人們喜悅的神情和忙碌的身影等，深深地鐫刻在遲子建的記憶深處，這些生活經歷和景象不僅孕育了遲子建對大自然與動物的深厚感情，也確立了一種單純而純凈的人生態度。這段生活的記憶是難忘的，它構成了遲子建成人之前最有價值的人生經歷。“童年生活給我的人生和創作都注入了一種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這種視角來敘述故事的。”⑤在她的創作中，兒童視角下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和遐想占有相當的數量，如《瘋人院的小磨盤》、《五丈寺廟會》、《花瓣飯》等的主人公都是十一二歲的少年，在這些作品中，我們讀到了趣味盎然的童年生活情節，感受到了大興安嶺山野迷人的風俗人情。可見，童年經歷成為她選擇兒童視角的重要因素。另外，遲子建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良好的家庭氣氛，以及能感知自然萬物的靈秀浪漫的天性，共同孕育了她溫婉寬厚、靈動敏感的個人氣質，影響著作家不由自主地長久注目于這段童年記憶。
兒童特有的天真與爛漫、真誠與純潔是一種寶貴的人生精神財富，更因童年的短暫而顯得彌足珍貴。因此，與其說遲子建戀戀不舍童年時光的消逝，不如說她珍藏于心的是一種質樸而本真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兒童敘事視角在她的創作中不斷復現，說明了作家始終堅持以這種方式作為她向人們表明她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的一種重要途徑。《北極村童話》體現了作家對童年記憶的感性迷戀，其后創作的《瘋人院的小磨盤》、《岸上的美奴》、《日落碗窯》、《清水洗塵》等作品更多地體現了作家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在逐漸成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兒童視角，這種重要和獨特的敘事策略的選擇，主要決定于作家的童年生活經歷，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也成為其不可或缺的因素。與此同時，也造就了她的文學母題童年母題。
二
譚桂林在《長篇小說與文化母題》中對童年母題文學作了如下界定：“童年母題文學不僅具有敘述方式上的意義，而且具有表述內容上的獨特性，它作為藝術，固然不能沒有虛構，但作品的敘述或抒情主人公在言語狀態、行為方式、心靈感應以及情緒指向方面都應該與作家童年時的生活大致重合。不僅僅要求有跡可尋，有據可考，更重要的是要求作家在自我童年性格塑造中顯示出整體感、自足感和清晰可辨性。”⑥在我國童年母題文學創作中，魯迅是最早的嘗試者和先驅者，如《社戲》、《風箏》等。遲子建很喜歡魯迅的《社戲》，因而受到魯迅童年母題敘事模式的啟示，在文學創作中不斷地探索，將她個人體會中最切身、最細膩的部分滲織交融起來，其豐富性有如一首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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