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描寫的湘西，自然風光秀麗、民風純樸，人們不講等級，不談功利，人與人之間真誠相待，相互友愛。外公對孫女的愛、翠翠對儺送純真的愛、天保兄弟對翠翠真摯的愛以及兄弟間誠摯的手足之愛，這些都代表著未受污染的農業文明的傳統美德。但是《邊城》的世外桃源的論調是否符合現代的社會呢?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批《邊城》的“世外桃源”論調。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批《邊城》的“世外桃源”論調
沈從文筆下一派清新明媚，質樸明朗，勾勒出一個干凈清澈的邊城。
一般觀點來看，邊城似陶公筆下的桃花源，因而引起了人們相當大的爭議。有的人說邊城太干凈太美好，將現實生活理想化。特別是在動蕩紛亂的1934，沈從文并沒有于亂世擔起社會的責任來。很多人將響應寥寥也振臂高呼的魯迅與其相比，不滿沈從文明哲保身的態度，并引用魯迅的話“時代所要求的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而不是‘供雅人摩挲的’小擺設。”加以批判。
在我眼里，這是相當錯誤的論調。
一、《邊城》反映的年代
首先在年代的判斷上，出現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邊城》發表于1934年，但其反映的年代并不是當時，因而不具有那時動蕩不安的時代特色。《〈邊城〉題記》里，沈從文曾預告似地說：“我并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里，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沖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個什么樣子的新東西。”這表明，關于“二十年來的內戰”他會在“另一個作品里”進行描寫，而這“另一個作品”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長河》。《長河<題記>》也有云：“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么方面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青人的血里或夢里”。這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邊城》是“過去”而《長河》是“當前”。他看出二十年的內戰對當下湘西農民產生的深層次的影響，淳樸的鄉民被時代的紛亂所害，失去了原來美好樸實與正直熱情，“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
但這種變化前推二十年則是沒有的，因而不會在“過去”的《邊城》中得到明確體現。1914年，也就是民國3年，民國剛剛成立，其影響還沒有到達西南鄉村。此時，湖南省廢“府”、“州”、“廳”，保留道，州廳改名為縣。改辰沅永靖道為辰沅道，治鳳凰，世道較為和平，是一個相對沉寂的時代。因而表現那時風土的《邊城》較多的表達的是原始的樸素澄明。
二、《邊城》的悲劇色彩
《邊城》常為人詬病的是它的理想化，然而，這同樣也是一個錯誤。之所以人們覺得《邊城》理想，是因為其悲劇色彩被沈從文有意識的沖淡了。爺爺去世了還有老馬兵，翠翠擺渡時有人群的關懷，爺爺的葬禮并不太沉重等，就算在結尾也透著殷切期望：“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但看看邊城里的人物，爺爺和天保去世，儺送出走，留下翠翠一人孤苦無依守著渡船，這怎么不是悲劇呢?黑格爾將悲劇分為三等，最高一等是“悲劇的根源來自兩種倫理力量的沖突，沖突雙方所代表的倫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又都有片面性。由于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損害對方的合理性，從而產生不可避免的悲劇性沖突。” 而《邊城》正是這種架構在合理性沖突之間的悲劇。里面所有的人都沒有錯，都在做自己地位下合理的事。只因為缺乏交流，不能真正理解對方，所以在各種誤會中走向慘淡。縱使親密如爺爺翠翠，也各懷心事，不能完全敞開心扉，因而翠翠直到爺爺死去，才從別人口中知道這一切因由，哭了一夜。
這是更高層次的悲劇，沒有激烈的沖突場面，也沒有罪魁禍首，人們也無法找出元兇和過錯。這種悲劇隱沒在日常生活的細節里很難被發現，但卻貫穿于整個故事始末，平淡瑣碎幾乎無事，卻在無形中扼殺生命。
三、邊城與現實的聯系
《邊城》題記有云：“我將把這個民族位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些作品或許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動蕩的 1934，他還是注意到了國家的現狀，在整個社會經歷大變動之時，他寫的是小人物在大環境的變化。
真實條件下，《邊城》不可能與社會完全割裂。比如，水手們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儺送會要碾坊不要渡船。故事中渡船和碾坊具有象征意義，象征著爺爺和翠翠的無私奉獻，而碾坊則是現代工業經濟的產物 ，是物質金錢的代表。人們對碾坊的趨向性正體現出物質財富對小城鄉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同化。又比如，翠翠的母親引來很多戀歌，而翠翠這代，就只有儺送一個人唱了。就連這一個人，也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唱，專挑了深夜，讓翠翠疑心是在夢里。原始的純潔和浪漫情調如同戀歌一樣，已經漸漸淡出小城，取而代之的則是金錢與物質欲望，河街吊腳樓里的賣身女通宵達旦陪客唱歌，世俗的淫調取代了戀歌成為夜晚的主旋律。盡管這些賣身女有別于城市中媚俗的賣身女們，她們還保留一點鄉土的純凈，但這已經與傳統的鄉民性格相去甚遠了。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說：“自由主義作家不可能完全無視民族國家的呼喚，他們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過也許是更為曲折的道路，與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會現實生活保持著或一程度的聯系。他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會人生，探求民族復興的道路”。社會動蕩之時，雖然不明顯，但沈從文還是挑起了作家的責任，畢竟他屬于社會，此等環境，不能與時代完全拉開距離。
參考文獻：
[1]沈從文《邊城》[M]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7月
[2]劉一友《評一曲談了五十年的論調》[M]《沈從文研究》1988年8月26-28
[3]匿名《湘西沿革》[Z]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區政府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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