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簡介

2025-07-12 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產的詩人之一，其詩歌題材廣泛，語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現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長恨歌》等經典作品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流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有關白居易簡介，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白居易簡介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陜西渭南縣）人，中唐大詩人。他出身于寒素的小官僚家庭，早年南北飄流，了解到民間疾苦，后為官，歷德宗、憲宗到武宗六朝。晚年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與元稹、劉禹錫友善。他一生仕宦可分為前后兩期。

　　一、前期（二十九歲至四十四歲）。

　　二十九歲中進士，三十二歲中拔萃科，授校書郎，三十五歲又中“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改周至尉，入為翰林學士，擢左拾遺。這時他的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占主導地位，要為朝廷興利除弊。他有《策林》七十五篇，指出朝政弊端，發為歌詠則是《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七首，但后來感到仕途險惡，考慮個人出處利害，已有消極退避的思想。

　　二、后期（四十四歲至七十五歲）

　　先是四十三歲時，他授官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時，割據淄青鎮的李師道派刺客殺死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疏請捕刺客，被劾“先諫官言事”，貶江州司馬。而致罪的實際原因則是由于其長期批評朝政而觸怒了皇帝。從此他逐步走向消極，雖然后來官職屢升，作過主客郎中，知制誥；召為秘書監，遷型部侍郎，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河南尹，直到改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由于宦官專權，后來又有牛李黨爭，他見朝事難為，曾請求外放，歷杭州刺史、蘇州刺史，或在朝中擔任閑散職務。這時儒家獨善思想占上風，而且夾雜著佛家出世的思想。白居易在文學史上的貢獻，主要是提出了進步的理論，并倡導和推動了新樂府運動。他總結了從《詩經》到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提出應該為時代、為現實而創作的主張，認為文學的作用應是“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成為指導創作的口號。為了實現這一主張，詩人必須有自己的傾向、態度，詩歌中應有美刺比興。他還談到內容和形式的關系，說詩歌是“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把情看成根本，通過語言、聲音使人受到教育感化，才算是結果，才達到了文學的目的。他嚴厲批評了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給杜甫的現實主義詩歌以崇高評價。這些，都集中反映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策問》、《策林》和一些詩歌中。

　　白居易的詩共三千多首，《全唐詩》編為三十九卷，在唐代詩人中是保存詩歌最多的。

　　白居易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白居易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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