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中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長篇敘事詩，今天小編要給大家介紹的便是關于白居易的《長恨歌》賞析，歡迎閱讀！
關于白居易的《長恨歌》賞析
《長恨歌》意即歌“長恨”，有人說“長恨”是詩歌的主題。“恨”作遺憾解。那么“遺憾”什么，為什么會留下永久的遺憾。詩人不是直接鋪敘、抒寫出來，而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讓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千多年來，關于《長恨歌》主題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
主張“長恨”是詩歌的主題。這個論斷顯然是將主題泛化了，將主體模糊化了。“長恨”一詞是極富概括力的。單就誰“長恨”，“恨”什么，就有多種注釋。
其一，愛情詩。“長恨”的主體是李楊，“恨”天人永隔的愛情悲劇。為了佐證這一觀點，今人丁毅、方超在《<長恨歌>評價管窺》一文中提出，此詩是白居易借對歷史人物的詠嘆，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說，詩人年輕時與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靈相愛，但由于門第觀念和風尚阻礙，沒能正式結婚。分手時，詩人寫了“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彼此甘心無后期”的沉痛詩句。文章指出，《長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幾個月，詩人為失去與湘靈相會之可能而痛苦。“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正是詩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劇，抒發自己的痛苦與深情。李楊愛情其實是詩人自身愛情悲劇的折射。
其二，諷喻詩。“長恨”的主體是飽受離亂之苦的人民，“恨”唐玄宗重色誤國。導演馬嵬坡兵變的陳玄禮就是當時人民的代言人，要求唐玄宗誅殺楊貴妃。“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懲治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是當時全國人民共同的心聲。諷喻的意義往往在于借古諷今。之后，任何朝代，只要君王愛江山更愛美人，他的子民就會將《長恨歌》作為諷喻詩來讀。清朝袁枚有詩道：“勸君莫唱長恨歌，人間亦自有天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石壕村出自杜甫的《石壕吏》，有多少老百姓因安史之亂而生離死別，比唐玄宗想念楊貴妃的眼淚不知多多少!袁枚生活的年代就有一個叫吳三桂的將軍，“沖冠一怒為紅顏”，導致清兵入關，諷刺之意不言而喻。
其三，詠史詩。“長恨”的主體是近現代國民，“恨”近代中國衰敗，飽受西方奴役，“恨”百年屈辱史，“恨”盛世不再。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有：漢武盛世，開元盛世，康乾盛世。國人獨獨提到開元盛世唏噓流涕。那是因為“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盛世的毀滅是那樣觸手可摸，可感可觀。有著盛世情結的國民自是將《長恨歌》作為詠史詩來讀，嘆恨盛世不再，睡獅難醒。
也可以有中庸提法，對以上幾種觀點全票贊同，美其名曰：多主題。
正因為《長恨歌》主題的多種解讀，她才能夠擁有各種階層的讀者;正因為《長恨歌》主題的爭論不休，才造就了她歷久不衰的文學魅力。
文學作品經過讀者的創造性解讀，有時會超出作者的原意，生發出新的旨趣。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詩句都被后人賦予嶄新的寓意。我以為上文關于《長恨歌》主題的幾種解讀，都是讀者再創造的成果。那么作者創作時的原意是什么呢?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
我主張《長恨歌》既非愛情詩，也不是諷喻詩，而是一首承載著詩人滿腔中興熱望的懷古詠史詩。有以下六點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長恨歌》不是愛情詩。
《長恨歌傳》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祖籍太原)自校書郎尉于周至，鴻與瑯琊王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指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
首先，如果《長恨歌》是抒發詩人愛情失意，又何須陳王二人囑咐，那豈不失之真誠。
其次，當時正值永貞內禪、憲宗即位、順宗猝死，宮廷嬗變當是熱門話題。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談政治卻說風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嘆順宗謙和懦弱卻說李楊愛情，亦不合情理。況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貶為人生的分水嶺。此前他“志在兼濟”，此后則“獨善其身”。也就是說他當時正是“志在兼濟”。初入仕途，詩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國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但在險惡的政治斗爭中貴為九五至尊的順宗尚不得免禍，誰又敢用詩文對朝政評頭論足?更何況白居易始罷校書郎，謫周至尉。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說，《長恨歌傳》的篇末議論是辯白避禍之辭，長恨歌與傳都是托風月之事說政治之實。
再次，白居易自評《長恨歌》曰：“一篇《長恨》有風情”。顯然將之比于《詩經》“國風”，說這篇作品有風人之情，反映百姓風情，而非帝妃愛情。
第二，我認為《長恨歌》不是諷喻詩，僅止于懷古詠史而已。
主張諷喻詩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詩歌的首句“漢皇重色思傾國”， 譴責李楊荒淫導致安史之亂，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創作《長恨歌》時，正處順宗、憲宗權力更迭時期。順宗“永貞革新”失敗后，讓位憲宗。憲宗即位以后，經常閱讀歷朝實錄，每讀到貞觀、開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憲宗以祖上圣明之君為榜樣，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注重發揮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與宰相議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兩位都是思圖中興之主，并無重色誤國之虞。諷喻無從說起。
再者，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將他此前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感傷詩、閑適詩、雜律詩。詩人并沒有把《長恨歌》劃歸“諷諭詩”一類，而是收歸“感傷詩”之中。所謂“感傷”意即傷時感世，感傷盛世不再，中興無期。
第三，中唐詩文懷古詠史常寄托對國家中興的希望。
自“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興”便成為中唐的時代最強音，成為唐人解不開的心結。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兩京克復后作《洗兵馬》，詩云“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又有《哀王孫》(長安城頭頭白烏)，詩云“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多可憐呵王孫，你萬萬不要疏忽，五陵之氣蔥郁，大唐中興有望呀!在杜甫的“詩史”中明白地記載著中興的愿望，這是人民的心聲。
稍后，中唐詩人元結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撰寫《大唐中興頌》，再一次表達了中興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個名叫劉蕡的考生為言國家“中興”，遭貶謫而冤死。好友李商隱極為悲痛，作《哭劉司戶蕡》，詩云“路有論冤謫，言皆在中興。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江闊惟回首，天高但撫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行路之人都在議論劉蕡遭貶柳州確是冤屈，都說他在賢良對策中的言論全是為著國家的中興。足見“中興”之論深入人心，多少有識之士為國家中興奔走呼告，拋頭顱灑熱血。安史兵亂后，中興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白居易畢生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文學創作理念，詩文必須成為時代喉舌。
“安史之亂”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創作《長恨歌》，唐歷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五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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