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貶江洲司馬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從這些詩句的字里行間，人們不難感受到白居易與琵琶女之間同命相惜、同病相憐的知遇之情。
琵琶女的生活原型是有的，因為文學來源于生活。白居易身居高位，且精通音樂，遇到琵琶女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從中找出個原型來并描寫她們的生活易如反掌(白居易賦琵琶的詩相當多，如《聽李士良琵琶》、《琵琶》、《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等)。由于文章“抒寫天涯淪落之恨”的需要，作者加以想象和加工，“雜取種種人，合成為一個”(魯迅語)也極有可能。因此，“琵琶女形象是否真實存在”其實是個偽命題。筆者認為琵琶女形象實際上是一個“借殼還魂”的綜合體。我們欣賞文學作品要弄清的是作者是怎樣塑造起這個文學形象的，而并不要鉆到“是真是假”的牛角尖里去。
由于這個琵琶女形象是綜合起來的，并不是只有一個原型，才造成了由于“殼”與“魂”的不同一，導致的文章中的“敗筆” 。這個綜合體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別人，正是本詩歌的作者――白居易。白居易將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情感融入其中，成為了琵琶女形象之“魂”。這也是我們欣賞此詩歌最大的感觸：為什么白居易與琵琶女有那么多的相似之處，為什么琵琶女對往日生活的如此留戀，嫁人后又如此埋怨。琵琶女已是白居易的化身，對于作者來說，只是表達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個“殼”而已。筆者從《琵琶行》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作動機、創(chuàng)作過程幾個方面探討一下這個“借殼還魂”的過程。
一、創(chuàng)作背景：忠貞敢諫，直言被貶
史書記載白居易以敢于揭露時弊、忠貞敢諫著稱，正是為此，他受到納諫思治、渴望聽到正直言論的唐憲宗的提拔。白居易深感知遇之恩，便思圖報。他事無巨細都要進諫，“有闕必規(guī)，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正因為詩人長期以來的直言敢諫，破壞了一些權貴的利益，得罪了一些權貴，他們對白居易 “扼腕”、“切齒”地痛恨。白居易進諫有時言辭激切，憲宗雖然反感，但還是容忍了他，大多數的建議還是能夠聽從的。但在勸諫不要任命承崔為招討使一事上，言辭過于激切，使憲宗怒火中燒：“居易面論……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聯(lián)，聯(lián)實難奈!”(《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六》)幸好李絳善言相勸才平息了憲宗怒火。
被貶江州的導火索是發(fā)生于元和十年六月的宰相武元衡被暗殺事件。武元衡遇害后，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zhèn)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義憤填膺，懷著赤膽忠心，不顧個人性命安危，第一個上疏唐憲宗，力陳須速將兇手緝拿歸案。但白居易此舉被朝中對他切齒已久的權貴視為僭越行為。他們對白居易進行打壓，聲勢浩大。開始時憲宗有意袒護白居易，授給他的還是地方實職(州刺史)，因為權貴們不肯罷休，只好改授江州司馬一職。而憲宗為了盡可能保護白居易脫離政治漩渦，不至于招致禍患，把白居易暫時打發(fā)出京城也是愛才之舉。后來事實證明，白居易正是因為被貶才躲避了一場政治災難。這也是白居易將 “被貶江州”說成主動的“辭帝京”，滿腔遷謫之感而說成“無遷謫意”的主要原因。白居易受到皇帝種種恩寵，是他雖然被貶江州、對皇帝有些牢騷話，仍然不忘帝京的主要原因。(他在《琵琶行序》里稱自己“出官二年，恬然自安”)
被迫離京、貶居江州開始了詩人人生道路的新時期。白居易失去了他最能發(fā)揮才能的舞臺。如果說在這以前白居易還是一個滿懷激情、敢于直言的斗士，那么貶居江州時期白居易則是一個充滿著憤慨與不平、力求自我解脫而不可得的失意者。但仕途坎坷成全了詩人的創(chuàng)作，“道屈才方振，身閑業(yè)始專”(《白居易集卷十七》)。在長期的情感醞釀中，作者需要一個發(fā)泄情緒的渠道。作為一個文人，文學創(chuàng)作是他發(fā)泄情緒最佳的途徑。
二、創(chuàng)作動機：天涯淪落，眷戀京城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深受皇帝恩寵，滿心報效朝廷的白居易，自然眷戀著他不得已離開的京城，夢想著皇帝早日將他召回去，因為那里才是他為國效力的最佳舞臺。因而他能夠自我調適，聽天順命。然而皇帝好像并不著急，被召回京好像遙遙無期，這種現狀使他他不得不正視被貶的事實。江州生活與京城生存和生活環(huán)境的落差使他倍增天涯淪落之感。盡管他學著忘卻，學著委順命運，但是憂國憂民之情、報效國家的理想讓他無法自欺。于是，他要將自己的憤怒、孤獨、苦悶等情感訴諸于文學形象。
從京城到潯陽的途中，有天晚上船泊宿于鄂州，他也遇到了一個孤身女子，寫了一首詩，名為《夜聞歌者詩》。這首詩被認為是《琵琶行》的“前奏曲”。其實，在他之前，有很多文人對琵琶女進行過描繪。白居易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創(chuàng)新和該再造，于是，一個出自京城、盛極而衰、孤單無依的既能體現自身經歷和情感又有所區(qū)別于作者自身的“琵琶女”形象在他腦海里出現了。
有了寫作的動機和技術上的各種準備，《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出現就有了基礎了。
三、創(chuàng)作過程：概括提煉，借殼還魂
文學形象的塑造需要有原型。而白居易根據自身的遭遇、情感、經歷和現實生活中的琵琶女、前人描繪的琵琶女形象，量身打造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白居易式”的琵琶女形象。這個琵琶女精通音律，是京城名角，“十三學的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歌罷曾教善財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今年歡笑復明年年，秋月春風等閑度”，(而白居易精通音樂，直言敢諫，受皇帝多次提拔。“十年之中,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在唐代,這確實不是一般士人所能企及的。任左拾遺, 官位雖不高，卻可以接近皇帝);琵琶女家住京城，“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零下住”(白居易被貶前也是住在京城);琵琶女因年老色衰下嫁商人，被迫離開京城到江州(“春去秋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白居易是因為直言得罪權貴被迫離開京城貶江州司馬);琵琶女孤單無依前途暗淡(“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日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白居易孤單苦悶前途不明)。這些相似之處，絕對不是巧合，而是作者精心構思而成。由此看來，琵琶女只是作者概括提煉、借了的“殼”而已。《唐宋詩醇》評此詩:“滿腔遷滴之感，借商婦以發(fā)之，有同病相憐之意，比興相緯，寄托遙深。”
綜上所述，《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形象，實際是作者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需要而設的“借殼還魂”的綜合體，是以現實生活為依據的，而這個“殼”和“魂”并不一致。因此，將白居易本人與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琵琶女的“殼”與“魂”割裂開來分析“琵琶女”這一人物形象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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