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xx年本人對譚紹凱教授主編的《外國文學新編》寫過一篇評論，其中論及高德祥（強）先生寫的《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概述》，曾說：（它）描述全面，多有個人看法，與一般教材的簡單化大相徑庭。有的教材，在講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時，竟連詩人塔索、散文家兼思想家馬基雅維里的名字也沒提；有的教材，竟然在講文藝復興時，不提德國的宗教改革和優美的散文；還有的教材，直線式地講述文藝復興的反教會反封建。《外國文學新編》的這一節談得很辯證，它如實指出：“教會和城邦的統治者在古代文化復興上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列舉了佛羅倫薩的梅迪契家族、贊護文藝復興而本身又是古代文化熱心研究者的許多教皇、熱衷于在修道院尋找希臘羅馬古書和傳抄大量古書的修士修女。同時又如實地指出羅馬天主教掀起反對宗教改革和異端的運動。這一正一反則辯證地論述了文藝復興并非有組織的自覺運動及其特點。
詎料23年后，高德強先生出版的《別論集》中收錄了這段話，令我汗顏。高先生讓我全面讀讀這本書，談談看法，我用了好多天時光，將這本厚達400多頁的16開本的大書，通讀了一番。讀后，心悅誠服地認為，這部書是學者的心血、著作家的創造，是很有價值的著作。我的老伴金留春教授也對之贊不絕口，以為很有見地。
首先當說《別論集》的博大精深。它（尤其“網文選”）包羅廣泛，中外古今，政治、經濟、科學、藝術、醫學、史學、教育、社會問題、國際政治、小說創作、散文傳記……，而全書重點在外國文學的研究。
《別論集》中有三篇小說：《何斯人》、《嚴復出山》、《壯飛之死》，第一篇寫一個鄉村小學教師和彈棉花匠的故事，苦澀而感人；后兩篇寫晚清歷史人物嚴復、譚嗣同的事跡，意在從歷史看改革。前者生動有趣，方言運用巧妙，后者青銅銹跡般的歷史質感，深沉至極。《別論集》附錄的作者自傳《坎坷人生》是一篇優秀的散文，由中可見大時代中的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特道路。高德強先生有藝術創作的才能，只是人生道路被決定了從事教師工作而已。
《別論集》中的外國文學研究成績斐然，它涉及歐美、俄蘇、日本諸國文學。既有莎士比亞、歌德、雨果、巴爾扎克、惠特曼、海明威、奧尼爾、茨威格，又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而重在俄羅斯與蘇聯文學。對俄蘇文學，除了論岡察洛夫、契訶夫、艾特馬托夫，重點在果戈里和托爾斯泰。《別論集》涉及果戈里的為人和創作，談到了他的《涅瓦大街》、《狂人日記》以及《外套》、《欽差大臣》等等；更對托爾斯泰的《襲擊》、《臺球房記分員筆記》、《伐林》、《克萊采奏鳴曲》等小說和有關評論托爾斯泰的傳記、信件、序言、獻詞、談話錄以及研究論著等做了精當的概括和描述。這種廣博的知識范圍，是一位文學研究者和外國文學教師高度修養的體現。
我以為《別論集》的價值，不僅在研究的廣博，而更在精深。其研究深度就在于：常常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獨具慧眼地別出心裁，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別論集》特點在第一輯的“別論系列”。
“別論系列”中關于莎士比亞有五篇，果戈里有三篇，其他有契訶夫、雨果、巴爾扎克、三島由紀夫各一篇。別論莎士比亞的是其劇本創作分期問題，《哈姆萊特》研究中的誤區問題，劇本人物語言非個性化問題，以及與孫法理教授一再商榷莎士比亞《鳳凰與斑鳩》的政治性問題。對這些問題，高德強先生都提出了個人不同慣常說法的見解。如，一般都說哈姆萊特是“人文主義者的典型”，高德強認為這是不確實的。這個觀點是對的。我也曾說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主要是指與研究神學相異的人文學的學者。”（見拙著《西洋戲劇史》，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頁），12世紀的丹麥王子顯然不是人文主義者。論者們大約是借用這個詞來說明哈姆萊特有人文主義的思想。不然莎士比亞為何要犯時代的錯誤：讓12世紀的人讀15世紀才成立的威登堡大學，讀16世紀的托馬斯·莫爾寫的《烏托邦》呢？
又如果戈里筆下的“小人物”問題。高德強先生認為《狂人日記》中的波普里希欽與《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不同，前者并非“小人物”。說得有理有據。不過，一百多年來，俄羅斯文學研究中的“多余人”（лишнийеловек）、“小人物”（маленькийчеловек）、“新人”（новыелюи）等詞，均有較固定的含意與所指。一般說來“小人物”不是指勞動人民（不包括姚納和萬卡等），也不是指顯赫的大人物，而是出于二者之間的一些人。俄語中的маленький，既和“大”相對而言，又有“渺小”（無足輕重）、“弱小”的意思。除了小市民、平民知識分子、小商人，當時的下級軍官、小公務員一般都是貴族子弟。果戈里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不得志時也是住地下室、遭人白眼的小人物。果戈里對小人物的態度，前期諷刺多于同情，后期同情多于諷刺。他對波普里希慶、巴什馬奇金二人，態度有差別，這和小說的主旨不同有關，并非定性迥異。因此，對“小人物”當廣泛看待。
高德強先生對契訶夫的《套中人》的別論不同其他。許多教材，都把別里科夫作為反動勢力來分析的。《別論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是正確的。其實別里科夫身上體現出的是雙重寓意：既是不滿和反對一切新事物的保守主義者，又是被反動社會和反動思想毒化了而自覺維護反動秩序的知識分子。前者有超時代的意義，今天我們還把反對新事物的人叫做“套中人”；后者具有認識舊俄國的社會特點的價值。因此把別里科夫單一地視為反動派的走卒、密探，是片面的。我也曾說過：“別里科夫的保守主義和自覺維護專制黑暗統治的反動意識相結合，他是被警察制度征服了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形象中，作者不但寫了自覺向當局打小報告的小丑，也反映了黑暗統治對人的精神的窒息。別里科夫老是怕‘別鬧出什么亂子來’，一切循規蹈矩，最后也成了舊制度的殉葬品”（《外國文學自學教程——十九、二十世紀歐美文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頁）。高德強先生在《別論集》中斷言：別里科夫是“在沙皇制度下被扭曲了的奴性十足的‘小人物’的典型”，是確切精到的。
《別論集》中的創造性看法還很多，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我祝愿高德強先生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有更多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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