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江西省委黨史辦要出版一本反應上海知青在江西的書籍，特地和我約稿，我輕松而順利地完成了稿子。后來，我除了得到稿費，還得到了贈書，所以，我對于知青還是有著美好回憶的。
2014年春天，我回到了闊別一年多的故鄉，我住了兩天之后，打算回到橫峰，回到我那個第二故鄉，可是，有人告訴我說，再住一天吧，明天就是十幾個上海知青到漁池回訪的日子。我想，雖然我和上海知青沒有太多的交往，可是，有一個叫做劉勝鉉的上海知青教過我的書。我其實沒有再在故鄉呆的理由，因為我家里有很多事，可是，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中國人說的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如果我不和這些知青見見，我也許我們一輩子也不會見面的。
在漁池村委會干部的介紹下，我和十幾個上海知青見面了。正當我和上海知青寒暄的時候，我愛人打來電話，說是家里有急事，讓我盡快回去。就這樣，我和上海知青只是撿了一次面，就又分手了。此時此刻，我對于世間的緣分有了更深的認識。
提起這些知青，我自然就想起了知青隊。從1970年開始，來自上海的知青們陸續初、中畢業，開始走向社會，為了統一管理、統一鍛煉，統一分配，那個時候在許多地方建立了青年隊，也有人把青年隊稱為知青點。鄱陽湖畔的漁池大隊也不例外。至今，我雖然記不得知青們剛剛來到漁池知青點的情況，但是，我還記得第一批知青離開場部的時候披紅戴花敲鑼打鼓的熱鬧情景。
在漁池大隊大隊部的背后八十米處，幾條稀疏的泡桐林帶掩映著三排平頂的瓦房，橫向兩排，左右兩旁又縱向兩排，每排有十多間房子，位于中間的前后兩排，是知青點的會議室和食堂。男青年住在左邊，那里不遠處有一口水塘邊，在水塘里，長滿蓮子和芡實。因為我家當時是軍屬，所以大隊在分工的時候明顯照顧我父親——————讓他替十幾個知青燒飯。說是燒飯，其實上海知青大部分都幫著父親燒飯，所以看起來父親要一天燒三次飯，因為有人幫忙，所以十分輕松。為什么會這樣呢》父親曾經對我說過，上海知青剛剛來到漁池的時候，其實大都嬌生慣養，有的連怎么插秧都不知道，竟然穿著膠鞋就下到稻田，結果惹出笑話。有的一遍遍地發牢騷，說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就是來吃苦的，他們甚至還抱怨燒飯不合他們的口味。但是，慢慢地，他們知道來漁池是來對了。和其他地方的知青相比，來漁池插隊的知青感覺到雖然不如在上海舒服，但是，因為漁池是個地地道道的魚米之鄉，在漁池插隊的知青，除了到縣城不太方便，他們實在是比其他地方的知青幸福一百倍的。原來吃不慣江西飯菜的人也慢慢習慣了，知青們也更加喜歡父親了。
我依稀記得，靠近男知青的駐地除了有荷塘，另一邊就是一個籃球場。這個籃球場在我后來看來，實在是很不標準。籃球場雖然不太標準，但是也經常有知青們和漁池村的青年們組織友誼賽，這給當時枯燥的文化生活注入了不可多得的活力。
我記得，知青們除了不出水利工，也就是水利冬修的時候比當地的老表要舒服些，清閑些，其他時間和大家一樣，連民兵訓練和政治學習也和大家一樣。印象最深的是知青們出“批林批孔”的墻報，當時墻報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再批克己復禮》，雖然文字內容已經記不清，但是，文字的排列次序我至今還記得。
知青，作為一個社會現象，已經有許多人對此做過研究，有喊好的，也有指責的。在我看來，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出的知青下基層鍛煉的道路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應該說，在這一代知青中，雖然出過極個別的問題，但是更多的是鍛煉了一代人，培養了一代人，據我的記憶，當時老百姓和知青的關系還是十分親密和友好的，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通過知青也得到了部分緩解，文化生活也得到豐富。至于人才，在知青里也是出過不少的。像作家葉辛，梁曉聲，張抗抗，衛生部部長陳竺，都是來自于下放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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