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能夠獲得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獎。感謝組委會、各位評委及南方都市報。這個獎與其說是嘉獎我個人，倒不是說是在嘉獎梁莊。在這個光鮮華麗卻又塵土飛揚的時代，梁莊的農民，從梁莊出發，在中國大地上遷徙、流轉、離散，去尋找那“奶與蜜的流淌之地”，尋找幸福、公平和正義，宛如“出埃及記”。
但是，梁莊人卻成為一種反諷的存在。他們沒有找到“奶與蜜”，卻在城市的邊緣和陰影處掙扎、流浪，被歧視、被遺忘、被驅趕，身陷困頓。對他們而言，律法時代還遠未來臨。他們仍是被遺棄的子民。他們承受著這個時代最深的重壓，但同時，卻又那么堅韌、樂觀，永遠不放棄內心的渴望，不放棄對溫暖、尊嚴、團圓和救贖的渴望。我愿意因這個重要的獎項而讓更多的人去感受梁莊。我要感謝梁莊和梁莊人。我從那里得到的，將永遠無以回報。
帕慕克在凝視伊斯坦布爾時，他說他的內心充滿了“呼愁”(huzn)。用中文來翻譯，“呼愁”或可以用“憂傷”來對應。“憂傷”，是一種集體情緒和某種共同氛圍，蘊藏在這個時代的每一處廢墟之中。并且，我們越是決心清除這一廢墟，“憂傷”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個人心中。
是的，憂傷，當奔波于大地上各個城市和城市的陰暗角落時，當看到梁莊的鄉親們時，我的心充滿憂傷，不是因為個體孤獨或疲憊而產生的憂傷，而是因為那數千萬人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場景和共同的凝視而產生的憂傷。憂傷不只來自于這一場景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制度與個人，城市與鄉村等等，也來自于它逐漸成為我們這個國度最正常的風景的一部分，成為現代化追求中的代價和犧牲。它成為一種象征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我們按照這一象征分類、區別、排除、驅逐，并試圖建構一個摒除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壘。
然而，如何能夠真正呈現出“農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夠呈現出這一生活背后所蘊含的我們這一國度的制度邏輯、文明沖突和性格特征，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并非因為沒有人描述過或關注過他們，恰恰相反，而是因為被談論過多。大量的新聞、圖片和電視不斷強化，要么是呼天搶地的悲劇、灰塵滿面的麻木，要么是掙到錢的幸福、滿意和感恩，還有那在中國歷史中不斷閃現的“下跪”風景，仿佛這便是他們存在形象的全部。“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包含著諸多社會問題，歧視、不平等、對立等復雜含義的詞語，它包含著一種社會成規和認知慣性，會阻礙我們去理解這一詞語背后更復雜的社會結構和生命存在。
農村與城市在當代社會中的結構性矛盾被大量地簡化，簡化為傳統與現代、貧窮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沖突，簡化為一個線性的、替代的發展。我們對農村、農民和傳統的想象越來越狹窄，對幸福、新生活和現代的理解力也越來越一元化。實際上，在這一思維觀念下，“農民工”非但沒有成為市民，沒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農民化”。
我們缺乏一種真正的自我參與進去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歷史和傳統，就是在面對未來時過去的影子。用哀痛的語言來傳達憂傷，那共同風景中每一生活所蘊藏的點滴憂傷。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
我將永遠站在大地的盡頭，卑微而又熱忱地傾聽來自故鄉的、大地深處的喃喃低語。
最后，衷心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感謝我的父親。《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都有他的勞動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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