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文主要指中國古代的詩歌和散文，擁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內涵。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賈生》原文及譯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賈生》原文：
李商隱〔唐代〕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生》譯文：
漢文帝求賢在未央宮前殿召見被貶的臣子，賈誼才氣縱橫無與倫比。
可惜文帝半夜移膝靠近賈誼聽講，不問百姓生機只問起鬼神之事。
《賈生》賞析：
這是一首托古諷時詩，意在借賈誼的遭遇，抒寫詩人懷才不遇的感慨。詩選取漢文帝宣室召見賈誼，夜半傾談的情節，寫文帝不能識賢，任賢；“不問蒼生問鬼神”卻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藥求仙，荒于政事，不能任賢，不顧民生的昏庸特性。詩寓慨于諷，諷刺效果頗好。
賈誼貶長沙，久已成為詩人們抒寫不遇之感的熟濫題材。作者獨辟蹊徑，特意選取賈誼自長沙召回，宣室夜對的情節作為詩材。《史記。屈賈列傳》載：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剛舉行過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卻獨具只眼，抓住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問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發人深省的詩的議論。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前幅純從正面著筆，絲毫不露貶意。首句特標“求”、“訪”（咨詢），仿佛熱烈頌揚文帝求賢意愿之切、之殷，待賢態度之誠、之謙，所謂求賢若渴，虛懷若谷。“求賢”而至“訪逐臣”，更可見其網羅賢才已達到“野無遺賢”的程度。次句隱括文帝對賈誼的推服贊嘆之詞。“才調”，兼包才能風調，與“更無倫”的贊嘆配合，令人宛見賈生少年才俊、議論風發、華采照人的精神風貌，詩的形象感和詠嘆的情調也就自然地顯示出來。這兩句，由“求”而“訪”而贊，層層遞進，表現了文帝對賈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幾乎會誤認為這是一篇圣主求賢頌。其實，這正是作者故弄狡獪之處。
第三句承、轉交錯，是全詩樞紐。承，即所謂“夜半前席”，把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使歷史陳跡變成了充滿生活氣息、鮮明可觸的畫面。這種善于選取典型細節，善于“從小物寄慨”的藝術手段，正是李商隱詠史詩的絕招。通過這個生動的細節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訪”而贊的那架“重賢”的云梯升到了最高處；而“轉”，也就在這戲劇高潮中同時開始。不過，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轉逆折，而是用詠嘆之筆輕輕撥轉——在“夜半虛前席”前加上可憐兩字。可憐，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強烈的“可悲”、“可嘆”一類詞語，只說“可憐”，一方面是為末句——一篇之警策預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這里貌似輕描淡寫的“可憐”，比劍拔弩張的“可悲”、“可嘆”更為含蘊，更耐人尋味。仿佛給文帝留有余地，其實卻隱含著冷雋的嘲諷，可謂似輕而實重。“虛”者，空自、徒然之謂。雖只輕輕一點，卻使讀者對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賢姿態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可謂舉重而若輕。如此推重賢者，何以竟然成“虛”？詩人引而不發，給讀者留下了懸念，詩也就顯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瀉無余。這一句承轉交錯的藝術處理，精煉，自然，和諧，渾然無跡。
末句方引滿而發，緊承“可憐”與“虛”，射出直中鵠的的一箭——不問蒼生問鬼神。鄭重求賢，虛心垂詢，推重嘆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為了詢求治國安民之道，卻是為了“問鬼神”的本原問題！這究竟是什么樣的求賢，對賢者又究竟意味著什么啊！詩人仍只點破而不說盡——通過“問”與“不問”的對照，讓讀者自己對此得出應有的結論。辭鋒極犀利，諷刺極辛辣，感概極深沉，卻又極抑揚吞吐之妙。由于前幾句圍繞“重賢”逐步升級，節節上揚，第三句又盤馬彎弓，引而不發，末句由強烈對照而形成的貶抑便顯得特別有力。這正是通常所謂的“抬得高，摔得重”（也就是反跌手法）。整首詩在正反、揚抑、輕重、隱顯、承轉等方面的藝術處理上，都蘊含著藝術的辯證法，而其新警含蘊、唱嘆有情的藝術風格也就通過這一系列成功的藝術處理，逐步顯示出來。
點破而不說盡，有論而無斷，并非由于內容貧弱而故弄玄虛，而是由于含蘊豐富，片言不足以盡意。詩有諷有慨，寓慨于諷，旨意并不單純。從諷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實際上詩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許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藥求仙，不顧民生，不任賢才，詩人矛頭所指，顯然是當時現實中那些“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封建統治者。在寓諷時主的同時，詩中又寓有詩人自己懷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詩人夙懷“欲回天地”的壯志，但偏遭衰世，沉淪下僚，詩中每發“賈生年少虛垂涕”、“賈生兼事鬼”之慨。這首詩中的賈誼，正有詩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諷漢文實刺唐帝，憐賈生實亦自憫。
《賈生》創作背景：
關于本詩的寫作年代，有兩種說法。其一為馮浩在《玉溪生詩集箋注》中謂此詩為李商隱在公元848年（大中二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鄭亞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時所作。另一說為楊柳提出，認為此詩當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間李商隱離開桂林北上后滯留荊巴時期所作。
作者簡介：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于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秾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鄉沁陽（今河南焦作市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作品收錄為《李義山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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