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勞立寬敞整潔的辦事處，坐落于曼谷繁忙的商業中心。
我們一家子依約于晚上八時到達那兒，接待處那名膚色黝黑的中年人立刻站了起來，說：“你們是從新加坡來的吧？”我們點頭稱是。
“我去通知查勞立先生。”
通報員進去后不久，手杖觸地而發出的清晰聲響便由遠而近地傳來……查勞立出來了。非常和藹可親的一張臉，特征是圓：臉圓、眼圓、下巴圓，連那鼻頭竟也是圓的。灰白色的頭發，頑皮地在頭頂鬈來鬈去，好似一個個張開口笑著的小靈精。
“嗨，嗨，嗨！”
他親切地和每一個人打過招呼后，抱歉地說：“對不起，我還有一些工作要處理，請再給我十分鐘，可以嗎？”
“當然可以啦！”我們異口同聲地回應。
十分鐘后，他出來，司機把車子開過來，他和我們一起出去用晚餐。
查勞立在與日勝（尤今的老公）分別十多年后，兩個人奇跡般地在曼谷重逢。
二十年前，查勞立是泰國政府部門里一名擔任要職的工程師，后被派遣到澳洲接受為期三年的在職培訓，日勝那時和他是同事。大家同是亞洲人，談起話來分外親切、投機。日勝當時還是“王老五”，查勞立常常邀請日勝去他家，品嘗他妻子拿手的泰國酸辣湯。三年后，查勞立受訓完畢返回泰國，日勝繼續留在澳洲。
去年，日勝到曼谷開會，覺得參加會議的某個人很面熟，交換名片時，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喊了起來：“啊，是你！”
二十年前的舊相識，重逢時，居然“見面不相識”！兩個人促膝長談時，都有無限感慨。
這一回，我們一家子到泰國度假，日勝托查勞立在曼谷代我們訂旅館。
“我在新加坡有一位朋友，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我們稱他為工作狂。”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你大概也和他一樣吧？”
“十二個小時？”他側頭想了想，猛然搖頭應道，“不不不，我和他是不一樣的，我每天至少工作十七個小時。”
我們都笑了起來。他一本正經地說：“嘿，你們別以為我在開玩笑，是真的呀！”
十年前，查勞立離開政府部門，自行創業。十年的辛勤耕耘，使他的機構成為目前曼谷首屈一指的工程咨詢公司，員工已有兩百余人。
在談及這些年的奮斗與成就時，出乎我意料，他的語調并不是充滿了興奮與自豪，反之，他聲音疲憊地說：“現在，我公司的合約源源而來，我的工程遍布世界各地。許多人都認為我可以坐享其成了，可是，我掙扎得比任何時候都苦、都累。我掙扎，不是為了拓展業務，而是為了平衡開支。你們想想，兩百多名員工的生計掌握在我手中，我能不小心經營嗎？”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屈居下位的人，為了力爭上游而拼命掙扎；在事業上擁有了一個小王國的人，卻也為了支撐他的王國而苦苦掙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啊！
由于曼谷的交通非常擁堵，我們到達餐館時，已近九點。
車子停在餐館門口。查勞立開了車門，手杖先著地，然后，把身體的重量一點一點地放到手杖上，再慢慢地用手杖支撐自己站起來，一拐一拐地將我們引入餐館去。
“查勞立是怎么變成瘸子的呢？”我悄悄問日勝。
“還不是為了工作！”日勝壓低嗓音答道，“到工地去視察工程進度時，從鐵架上跌了下來。”
我微微嘆了一口氣。生活富裕的查勞立，人生道路并不是鋪滿了馨香的玫瑰花。
查勞立在御膳房餐館里訂了一個包廂。此刻，包廂里坐了兩個女孩，都是笑瞇瞇的。一見到我們，她們便站了起來，極有禮貌地喊道：“叔叔，阿姨。”
她們是查勞立的兩個女兒，長女念大學，次女念中學。
“我還有一個女兒在家里。”查勞立毫不隱瞞地說，“她五歲時患腦膜炎，損壞了腦子，成了智障兒童。”
我不敢搭腔，生怕語調里泄露出太多他所不需要的同情。
于是我問她們：“為什么媽媽不一起來呀？”
大女孩的回答，嚇了我一大跳：“母親在半年前去世了。”
查勞立接腔：“患胃癌去世的。”
才四十多歲的男人，居然已經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侶！我將目光移到別的地方去，不敢看他的臉。
他坐了下來，竟又重拾剛才的話題：“當時，我用盡所有的辦法，想延長她的生命，然而最后還是斗不過那可惡的癌癥。”
他語調淡然，似乎看不出曾經為此有過刻骨的悲痛。
“她的癌癥發展到后期，擴散到腸部，痛不可當。她要求安樂死，我們的家庭醫生也答應合作，但是，我怎么也無法讓自己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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