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皆為江湖，江湖造就英雄。文人亦有江湖，宦海沉浮、政見之爭猶如行走江湖、身歷刀光劍影。
文人自古多憂時郁憤，舍我其誰，有擔當的責任與情懷。政見之堅猶如澗底之松，環境愈艱難愈守志不渝，為既定理想信念可以舍己拋家。屈原被讒，抱石投江；懷王墜馬，賈誼抑亡；李陵被俘，司馬仗義直言身受腐刑；七國叛亂，晁錯無辜受過終至腰斬。中國文人，活的就是一口氣，看中的是道德傳統，雖不如荊軻刺秦轟轟烈烈，其勢亦足以氣貫長虹。一曲《廣陵散》成千古絕唱，三千太學生為之悲慟。大義凜然，臨刑不懼。“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堅守正義，不阿諛新貴，清高傲岸，在改朝換代中充當了新朝的祭品。
有時，面對環境的險惡，更多的則是變為對現實的無奈，退隱江湖則為較好的選擇。于是，便有了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意化的農夫生活。雖不能擁有富貴之享，卻能保全身心，輕松自在。謝靈運雖寄情于山水，但始終舍棄不下廟堂，終被被宋文帝（劉義隆）以“叛逆”罪名殺害。“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將劉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權，并以張良、魯仲連自比，悲劇便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千古文人俠客夢，不是俠客，也有一番豪情。厭倦弱柳鶯聲，向往大漠邊陲，狂沙怒風。渴慕投筆從戎，勒石記功，擬把美名贏。“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不再留戀秦樓楚館，酒宴簫笙，丈夫猛志在于四海，“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在統治者大肆開疆拓土的時代，文人上至貴族下至平民，俠骨丹心，仗劍辭國，夢幻沙場，邊疆建業，笑傲江湖，扶弱濟困。誰說書生百無一用，金榜題名不是唯一夢，做一個書生中的聶政，挽狂瀾于既倒，留青史而垂名。士為知己者死，雖九死而猶未悔。
李白，一代詩仙，每自比于姜尚、諸葛亮那樣的輔弼大臣，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實現“談笑安黎元”、“終與安社稷”的理想。但詩人的性情豈能容于官場的規則，雖有“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宏愿，還是被“賜金放還”，禮送出宮。處在“安史之亂”那樣的特殊環境，不知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還是功業之心太盛，竟慫恿李璘割據稱帝，“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個中心理，顯而易見，終因附逆之罪，身系潯陽獄。文人的豪情有時幾近于天真。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文人的江湖亦如武林，多舛而不平。暗藏刀光劍影，充斥血雨腥風 。
中唐的風雨變幻莫測，藩鎮割據，宦官專政。朝在朝堂，暮走江湖。“二王”就義，“八司馬”遠謫荒蕪，抑郁、憤懣、凄傷、溝壑難平。飽讀儒學經典，致力于匡世除弊，怎奈仁人蒙難，小人竊據國柄。權力，權為利役。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不知變通，也不會變通，鹓鶵腐鼠豈能共處一堂？認準了“道”，就會義無反顧。“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到開花來；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惹事的筆端，不屈的靈魂，成就一個劉禹錫這樣的詩界豪杰。
在波譎云詭的政治博弈中，即便是深諳官場之道的政界高手也可能身遭暗箭，何況是文人的赤誠，又怎能避免朝夕劇變的政治漩渦。悲情人物李商隱，一生身受“牛李黨爭”之苦，本人雖無意參與，卻一生連逢厄運。身在江湖，又怎能做得了清白之人？文人的至情至性遭遇了政治的冷酷，一生沉郁下僚，被虐殺的心里流血。此情此狀，豈是當時已惘然？活出了真性，卻逃不脫江湖的陰影。
蘇軾則更為灑脫，以詩人的率真直指時政的弊端，不見容于新舊兩黨，一生宦海沉浮，晚年被遠謫儋州，遠走天涯，竟能真正地過上農人的生活，樂在其中，并開拓了當地的教育、文化。
然而，亦有狡黠如莊生者，“‘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不受拘束，追求自由。“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我身即我心，飄逸而絕塵。活出真我，揮灑真性，哪管他權利紛爭。權、利皆為腐鼠，身受羈絆，何若曳尾于涂中。后世文人如嵇康、阮籍、陶潛、李白、蘇軾等輩，無不膜拜而影從。
文人，中國社會的精英，從小秉受“學而優則仕”的教義，始終跳動著一顆火熱的干政之心，引領著時代的發展，為“義”奔走疾呼，不惜身陷囹圄，甚至舍生取義。或掙扎，或退隱。然而，亦有趨炎附勢、見利忘義之徒，在時局的動蕩中見風使舵、落井下石，那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小人”。
中國文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內心永遠是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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