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生如歌》上曾寫過一篇雜文，題目叫《沉重的十字架》，是寫我老家的一位鄉(xiāng)紳先賢趙可法。
趙可法是五四后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有憂國憂民的思想，有報國惠民的實績。他在家鄉(xiāng)最早引進日本先進的蠶繭加工設備，開設趙家蠶站，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那高高的煙囪不但是趙家村驕傲的標志，而且使暨東地區(qū)的絲綢質(zhì)量上了很大的一個檔次。
趙可法還在趙家開辦了輾米廠，使稻谷加工從落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來，不但提高了出米率，而且提高了大米的質(zhì)量。
趙可法還是一個忠誠的教育工作者，他幾乎一生都從事教育事業(y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參與了楓橋地區(qū)的戰(zhàn)時補習學校的教務工作，使大批因戰(zhàn)爭失學的人，獲得重新學習的機會。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他是楓橋忠義中學——學勉中學前身——的校務董事，新中國建立后，他是首任學勉中學校長。
因為他家庭成份是地主，解放后不久，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押回老家監(jiān)督勞動，從此斯文掃地。
我小時經(jīng)常看到一個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在掃大路，掃道地，在拾豬糞，拾牛糞，在被訓斥，被批斗，這個人就是趙可法。
我母親和其他鄉(xiāng)鄰告訴了我許多有關(guān)他的往事，幾乎都是對他人品與業(yè)績的肯定，大家對于他的處境和命運都表示深切的同情。后來我查看了有關(guān)史志，對于他一生的事跡更加明白。
他是一九六九年去世的，死時還戴著地主分子的帽子。于是我寫了《沉重的十字架》一文，認為他的遭遇比耶穌更悲慘，耶穌最后的晚餐之后，在耶路撒冷的各各地，在十字架上只釘了六個小時就放下了；而他在諸暨市的趙家村卻被整整釘了二十年。
這是時代轉(zhuǎn)變時期的一種悲劇。在這個悲劇中，他和無數(shù)像他一樣的人，變成時代祭壇上的犧牲。成千上萬無辜的人被卷入陰風怒號的地獄，投訴無地，哭告無門。這是歷史的殘酷，這是歷史的痛苦，這也是歷史的無奈。
感慨感過了，文章寫過了，一切也就過去。不料有一天，一位老鄰居，一位知道我家在城關(guān)地址的老教師，她陪著老同學，一位須發(fā)花白的老人來到我家。
來者是趙可法的大兒子，工作和生活一直在陜西咸陽。有人把我那篇文章寄給他，告訴他有人在紀念他的父親。他很激動，著手調(diào)查作者。
網(wǎng)名是陌生的，但根據(jù)文章的內(nèi)容，他斷定是本村人寫的，根據(jù)文章情節(jié)，又進一步認定是我家的人寫的，他以為是我哥哥寫的，因為他出去工作時，我還是一個學前的兒童。
終于他查清了是我寫的，于是他通過他的老同學找到了我的家，向我當面表示感謝。他們是一個龐大的家族，趙可法有許多子孫，分散在各地工作，但互有聯(lián)系。他說他代表所有的兄弟姐妹向我表示感謝，感謝我說出歷史和事實的真相。多少年來，他們的子孫只知道自己的爺爺，自己的外公，自己的老祖宗是一個地主分子，是一個壓迫人民和剝削人民的罪人。如今有一個外人來說明歷史的真相，來分析歷史的功罪，來說明他們的祖上是一個有功于家鄉(xiāng)的人，他們覺得安慰和溫暖。
我也感到很高興，一個人微言輕的人，一篇普通的文章，只無非說了一下家鄉(xiāng)人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居然能使一個家族感到溫暖，這是我所未曾料到的。
人要講真話，要信服真理，要做善事，為善那怕是最微小的努力，對社會文明的促進也是一種貢獻，我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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