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的一天，舅爺突然心臟病發作，重摔之后人事不省。舅舅打來電話，母親幾乎昏厥。來不急買什么東西，母親和有病的婭婭就心急如焚地往軒口窯趕去。我知道消息時她們已到縣城，由于晚自習的原因，加之三歲的兒子無人看管，我就沒能同去。
領著兒子在辦公室里心慌意亂，看著不諳世事的他坐在地上用小手拍打著地板，我無心去理會。想打個電話詢問又始終沒有打，也許是沒能趕去親眼看看心懷愧疚，也許是成年以后很少能再想起那里和那里至親的人而心怯難語。
晚上九點多母親回來，告訴我經過村醫的搶救，舅爺已經脫離了危險，就帶著兒子在燈火闌珊中回老家去了。
母親走了，我的思緒卻難平，頭腦中兒時的記憶如黑白膠片一樣翻來翻去。兒時所有的記憶都在軒口窯，但所有的記憶都以舅婆為中心，至今能記得清的有關舅爺的內容，就是他耕地時把我放在驢子的背上，把他頭上汗浸浸的草帽扣在我頭上；磨地時把我平展展地放倒在耘磨上，任土塊添滿一嘴，他呵呵地笑。也許這是我記憶中他年輕過的唯一證明，然后他一下子就老了，就病了，就變成了現在，像一節黑瘦的干枝，哪怕一絲風也會把他吹倒了，吹斷了。
第二天，我抽出了時間（我們年輕的人總是很忙，看望老人總要抽時間，這多么可悲�。�，和母親去看舅爺。從張家場到富家坪的這段路我曾經頻繁走過，這天卻覺得陌生。一進門，只有舅爺一個人木然地坐在廊沿上，眼睛張望著對面的山。他耳朵很背，母親喊了幾聲也沒聽見，直到我們走到他跟前，他才回過神來，繼而眼睛里閃出喜光。我抓起他的右手，整只手腫脹嚴重，昨天顯然摔得不輕。
之后，母親和舅爺在屋子里說話(其實是母親說，他看)，我像受到良心的指使，一個人來到了已空無一人的老莊里——我六歲之前生活在這里。經歷了三次整莊搬遷，最先的軒口窯已經破敗不堪，只剩了十幾孔窯洞和塌毀的院墻。
在土臺邊的老榆樹下坐著，背后是我在舅婆懷里長大的窯洞，榆樹臺子下四五戶院墻里曾經是蹦出我兒時玩伴的院落。三十幾年前，就是他們從榆樹根下爬上來，喊起還在被窩里的我。或者我坐在榆樹臺子上，把他們一個個從被窩里喊出來。
那時候，軒口窯只有十幾戶人，舅婆家的窯洞就在我身后最西面的兩洞。記憶里一洞是廚房，舅舅�。灰欢词侵鞲G，帶著一個耳洞，里面放一只大木箱，舅婆舅爺帶著我住。我站在這坍圮的窯門口，已經完全記不起左鄰誰家右戶何人，但面對著這一排用刺籬罩著的窯門，我還是清晰地看見了舅婆放在坑頭上的針線笸籮，舅爺掛在窯壁上的馬鞭，舅舅給我做的木猴（自制的陀螺玩具）；我還是聞到了舅爺的旱煙味，缸里的漿水味、酸菜味，院子里的驢糞味、馬糞味。窯洞西面有一堵土墻，現在只有牙槽般的墻腳。里面曾經是一口深井，現在被填平了，但我還有對它的一種畏懼感和神秘感，因為小時候舅婆講過井里有一只大馬猴，抓住小孩子就背走，直背到瓜老窩（清水人叫的烏鴉）崖上，不讓回家。有一次偷偷跑進土墻內盯著井口看，被一個小伙伴大喊一聲，結果被井口濕滑的石頭給滑倒了，慌亂中半天也爬不起來，真像被大馬猴的手給抓住了，最終屁滾尿流跑出來，大哭半天來消解恐懼。正因如此，記憶中的這土墻就很深很高很神秘，成了種在心里的驚魂。
老榆樹下靠老窩溝邊是曾經的大舅爺家，有一個和我同歲的小婭婭。大舅爺家后墻外有一大片槐樹林，比我和小婭婭大七八歲的老漢（他的小名）舅舅總在兩棵槐樹間給我們綁起一根繩子做秋千。就那么你一蕩我一蕩，把我們最快樂的笑聲留在了那片槐樹林里，留在我們的童年里。
那時最鮮美的水果就是老窩崖上的龍果，老窩溝里的野草莓和飄兒（學名不知是什么），舅婆菜園里的`黃瓜和包萊根。舅舅腰里別一把鐮刀，攀到老窩崖上，砍下一顆顆虎頭虎腦的龍果，用鐮刀剝開，里面的龍果籽光潔晶瑩，剝開龍果籽的皮，像蝸牛一樣的果肉香甜已極，吃一顆笑一聲，甜到心里，美到心里。龍果樹的枝葉編成涼帽，舅舅戴上他就像個游擊隊兒童團的隊長，領著我們七八個小孩深入到老窩溝底，扒開草叢總能摘得一把把艷紅的野草毒和一捧捧肥大的飄兒。細雨過后，瓜果浸潤，舅婆就一手挎個馬頭籃，一手拖著我到菜地里去。夏日的菜園就是生命的交響曲，一擺擺的包菜像茁壯的士兵，組成整齊的編隊等待舅婆的檢閱；黃瓜伸展著腰身舒坦地吊在葉架間，像富家少爺一樣酒足飯飽；辣椒有些黃嫩嫩的，有些紅飄飄的，自顧自的低頭納悶……舅婆在每一棵瓜果前自言自語，嫌黃瓜長辣椒短，質問包菜為什么長得松松垮垮像懶漢的褲腰，像誰家的媳婦捂不緊個嘴，我則跟著菜園里的螞蚱跳來跳去，或捂住一只小青蛙，把它放到包菜上去。
在我四歲前，舅婆有一匹白色的大馬，也是軒口窯唯一的一匹馬。從軒口窯的大榆樹臺子上，舅婆包起頭巾，把我抱上馬背，然后跨身上馬，鏜鏜鏜地從窯口順梯子坡直騎到縣城。這時候的舅婆身影異常雄岸，從鄉鄰的注目中下山，像在趟過歲月的河。下到坡底，舅婆總要在樊河邊洗洗腳，起開頭巾掬水洗洗頭發，然后編成滿頭的辮子盤起來。騎白馬下縣城一般限于兩種情況，一是舅婆去縣上參加人代會或婦女會，因為她是縣人大代表和樊峽的婦女主任；一是去趕四月二十八的交流會。而我最后一次騎白馬，則是六歲時舅婆把我送回了家。這之后，聽母親說，白馬就被賣掉了，因為舅婆已經不是人大代表了，而且身體已經很差了。聽母親說，白馬賣掉的那幾天，舅婆就病倒了，但她總是拖著重病的身子，披著夾襖站在窯口往梯子坡下看。
我起身離開了老榆樹，從窯口往山下走去。經過半山腰的麥場，從麻灣南邊順時針一直下坡，大約要走半個小時，就到了軒口窯第二次搬遷的村莊。軒口窯和陳家莊子兩個小莊總共二十幾戶從山上搬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共同組成了新莊，屬于樊峽大隊三組。在這里，我沒有久住過。村里還是沒有一個人，院子里早就種上了莊稼。舅爺家的院墻已經塌了好幾處。就是搬來這里不久，我甚至都記不清是八幾年，但又不敢問母親，怕她說我，舅婆終于病種，終于臥床不起，終于病故。那時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來看望彌留之際的舅婆，她側身睡在土炕里邊，母親大哭，我和妹妹大聲呼叫著“舅婆舅婆”，但她都沒能轉過身來。也許是人已經沒有了意識，也許是不愿我們傷心，也許是怕自己一轉臉看見最親的人就更加難舍，更加痛苦，總之，她最后的一面我和母親都沒能看到。留在記憶里的，只是她那么小那么小地睡在炕上，那么瘦那么瘦地睡在炕上，只留給我她滿頭的發辮，模糊的背影……
怔怔地望著遠處的寺溝，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陡懸的大壩頂上一溜煙的油菜花在山陰的籠罩下已經看不清顏色。再一次站在路口，梯子坡兩邊的草木黑黢黢的，我似乎看見雄岸的舅婆跨身在白馬背上，懷中抱著小如糖果的我，從坡頂悠悠蕩蕩地走下山來，直走出溝口，直走向縣城。
走吧，走了，軒口窯；走吧，走了，人生的路。我們有太多的回憶需要去拾取，有太多的愧疚需要去救贖，但面對著歲月，誰也沒辦法拴綁住它匆匆的腳步，只能任回憶流淌，只能讓心靈去追趕我們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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