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聽到當年紅極一時的電影《奪印》插曲的頭一句“水鄉三月風光好”，總會想到泌湖。
也是三月，1966年3月13日，星期天。
爸媽陪我乘汽車到楓橋。在楓橋借了架手拉車。我掙扎著勉強上了車。爸爸拉車，媽媽推。剛下過雨，路況很差，坑坑洼洼，泥濘不堪，沒過多久，我被震得吃不消了，請求下來自己走，從車上爬下，雙腿一個勁地發顫，沒行幾步，氣喘吁吁，大汗淋漓。爸爸嘆道，這樣下去，何年何月能到？想想也是，只能重新上車。
爸爸走得很小心，盡可能避開凹凸，可我的關節太脆弱了，稍稍一碰，痛得我淚水直流，一路上幾乎每秒都有震動，如何忍得住？可忍不住也得忍啊。實在受不了了，只能屢次三番要求下來走，待吃不消了，重新……
爸媽被我折騰得滿頭大汗。
15里路，8點到12點許，走了4個多鐘頭。總算到了泌湖。
信用社的王信達叔叔，在公社大院門口翹首以待。
接下來是吃飯。我哪有胃口？勉強吃了點，直想吐。感覺自己再也站不起來了。可我不能不硬撐著。爸媽千辛萬苦把我弄到泌湖，要是由著自己垮了，對得起誰？
飯后稍作寒暄，王叔叔就領著我們去了公社衛生院。
針灸師姓陳，叫陳關正。陳醫師很謙遜，靜靜地聽著我，然后按了按脈：“試試看吧，有感覺了再說。”
陳醫師示意我上了木板床，背朝上趴下。脊椎已很彎曲，俯臥根本不能放平身子，拿來兩個枕頭，墊在腹下。
腰背部被扎了四五針，沒多長時間，好了。
“起來吧，感覺怎么樣？”陳醫師說。
小心翼翼下床。咦，真奇怪，太奇怪了！腳不顫了，關節不痛了，剛才的.疲憊也一掃而光，全身上下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輕松。
“怎么樣？”爸媽幾乎與陳醫師異口同聲。
我如實說出了自己的感覺。
爸爸顯然不太相信：“你走幾步看看。”
我輕松走了幾步，與來時路上的感覺簡直天壤之別。
回頭看陳醫師，他很平靜：“看樣子有點效果，可以試試。不知你們有什么打算，是今天回去，還是想辦法住下來？”
我沒說話，爸爸沉吟道：“我們在這里沒有親戚……”
沒等爸爸說完，一直沒開口的王叔叔說了：“住宿沒問題，今天暫時住我那里，等王書記回來商量一下，公社有空房間。”
“那最好。針后最好別多動，否則散氣，住下來，或許有更好的效果。”
聽了陳醫師的話，爸媽很快決定，不能放棄這么好的機會。
爸媽幾乎沒歇上一會兒就匆忙趕路回城。他們一定累壞了，還有15里泥濘的路等著他們去走，晚走一點，可能趕不上汽車。
爸媽千叮嚀萬囑咐，我一個勁地點頭，什么也說不出來。
突然感覺非常孤單，又不能表現出來，這么多苦都吃下來了，還怕什么？況且，現在真的有希望了啊。那前所未有的輕松，帶給我意義明確的憧憬。
第二天開始，陳醫師正式給我扎針。他關照我不必去衛生院，還是那句話，針后不可多動。他每隔一天都下各大隊巡回，路過公社時，順便為我扎針。
病情好轉得很快，體質也大大增強了。最有意思的，是胃口大開，吃嘛嘛香。
膝關節慢慢伸開，脊椎也日益舒展，感覺像是在一天天長高。
我在墻上劃了條細線，每天量測，每天都收獲喜悅。我覺得，這回真的能痊愈了。
然而，也許真的是命。
陳醫師受到了沖擊。
七月初，有人告訴我，衛生院開批斗會，斗爭對象是陳醫師。
原來，解放前陳醫師曾在某縣政府當過幾個月代理科長。
陳醫師照常為我來打針，一絲不茍。只是，臉色蠟黃。
終于，陳醫師給爸爸打了個電話。當時，我就在旁邊，聽得陳醫師說：“周同志，我的情況你也知道，運動已經開始，我是朝不保夕。介眉好得差不多了，是不是接回去，在家慢慢調養……”
7月10號，又一個星期天，爸爸來接我，我們沒敢去衛生院道別。陳醫師抽空過來了。沒有太多的閑話，閑話可能惹禍，陳醫師說的全是醫囑。
臨行之際，陳醫師沒在，公社里的干部都出來送行。
淚水不爭氣地迸了出來。
大家都在喊：“介眉，再來哦！”我點著頭，應不出聲來。
又是，一步三回頭。
這回是自己步行，且有山路，到櫟江后乘汽車回城。很累，但我畢竟走了12里路。
沒過多久，我的病又慢慢加劇——這是后話。
之后許多年，經常回憶起在泌湖的時日。
有人說，如果我一直讓陳醫師治下去，也許我真的就痊愈了。
也許吧。可惜這世上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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