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江流至沅陵，十分湍急，兩岸的渡江船必須先向上游逆進約一華里，然后被急流沖下來，才能在對岸靠攏碼頭。1938年，日寇向內地步步緊逼，我們學院遷至沅陵對岸的荒坡老鴉溪，蓋了一些臨時性木屋上課。老鴉溪沒有居民和商店，要采購什物必須渡江到沅陵城里去，但渡江是一場斗爭，是畏途，且不無危險，故輕易不過江。
我患了腳瘡，蔓延很厲害，不得不渡江到城里江蘇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去診治，每隔兩三天便須去換一次藥。江蘇醫(yī)學院從鎮(zhèn)江遷來，同我們一樣是逃難來的學府，醫(yī)院的工作人員也都是從江蘇跟來的，同鄉(xiāng)不少。門診部的外科主任張醫(yī)師與我院一個女同學梅子戀愛了，他們之間經常要交換書信或物品，托我?guī)韼プ顬榭旖莘奖恪Ｃ纷酉窠憬阋粯哟遥芎吞@，張醫(yī)師又主治我的腳瘡，我當然非常樂意做他們之間的青鳥。
頑固的腳瘡數月不愈，我長期出入于門診部。門診部只有三四個護士，替我換藥的也總是那一位護士小姐，像是固定的。日子一久，我漸漸注意到經常替我換藥的她。她不說話，每次照樣擦洗瘡口、換新藥、扎繃帶，接著給別的病人換藥去。我有時低聲說謝謝，她沒有反應，也許是沒聽見。她文靜、內向，幾乎總是低著頭工作，頭發(fā)有時覆過額頭。她臉色有些蒼白，但我感到很美，梨花不也是青白色的嗎？自從學藝后我一度不喜歡桃花，認為桃花俗氣。她微微有些露齒，我想到《浮生六記》中的蕓娘也微露齒，我陶醉于她蕓娘式的風貌。
星期日醫(yī)院不開門診，我一大早過江趕到門診部，在門診部與護士宿舍之間的街道上來回走，盼望她出門來。她果真一人出門了。我大膽追上去惴惴地問：“小姐，今天是否有門診？”顯然是多余的話，但她善意地答今天休息。我居然敢于抓緊千鈞一發(fā)的時機問她尊姓，她說姓陳；再問她哪里人，她說南通人。不敢再問，推說因收不到江蘇的家信才打聽消息。于是我滿足地、心怦怦跳著，在漫天大霧中渡江回老鴉溪去了。
本來可以向張醫(yī)師打聽關于這位陳姓護士的情況，但我絕對不敢，我太害羞了。有一次換藥時，陳護士不在，由另一位護士給我換藥。我問這位護士：“經常給我換藥的那位南通的陳小姐叫什么名？”我托詞有南通同鄉(xiāng)有事轉信。略一遲疑，她用鋼筆在玻璃板上寫了“陳克如”三個字。我回到學院，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寄給陳克如小姐。半個多世紀前的情書沒有底稿，全篇只是介紹自己，表白自己的心，希望認識她，得到她的回音，別無任何奢望。沒有一個愛字，也不理解什么是愛，只被難言的依戀欲望所驅使，渴望永遠知道她的蹤影。信發(fā)出后，天天等她的口信，回信不來，我也就不敢再去門診部換藥了，像罪犯不敢再露面。
戰(zhàn)事緊迫，長沙大火，沅陵已非安身之地，學院決定遷去昆明。師生員工已分期分批包了車先到貴陽集中，再轉昆明。我不想走，盡力爭取最后一批走。最后一批的行期終于無情地到來，我仍未盼到陳克如小姐的回音。張醫(yī)師交際廣、門路多，他答應為我及同學子慕（梅子的同鄉(xiāng)）兩人找“黃魚車”，就是由司機通融免費搭他的貨車走，這樣，我們自己便可領一筆學院配給的路費。我和子慕一直留到最后才離開沅陵。同學中只剩下我和子慕兩人了，我忍不住向他吐露心底的秘密和痛苦，博得了他極大的同情和鼓勵。
非離開沅陵不可的前夜，冒著狂風，子慕陪我在黑夜中渡過江，來到護士宿舍的大門口。我?guī)Я艘环约鹤钕矏鄣?水彩畫，預備送給她做告別禮物。從門口進去是一條長長的幽暗過道，過道盡頭有微弱的燈光。我讓子慕在門外街角等我，自己悄悄摸進去，心怦怦地跳。燈下有人守著，像是傳達人員，他問我找誰，我壯著膽子說找陳克如。他登上破舊的木頭樓梯去，我于是又退到陰暗處看動靜。樓梯咯吱咯吱地震動，有人大步下樓來，高呼：“誰找我？”是一個老太太的聲音。我立即回頭，拔腿逃出過道，到門外找到子慕。他迫切地問：“見到了嗎？”我氣喘得不能說話，一把拉著他就往江邊跑，待上了渡船，才訴說那驚險的一幕。
翌晨大風雪，我和子慕爬上貨車的車頂，緊裹著棉衣，在顛顛簸簸的山路中向貴陽方向馳去，開始感到已糜爛了的腳瘡痛得厲害。幾天共患難的旅程中，子慕一直和我談論她，雖然他并未見過那位我心目中的洛神。在貴陽逗留的幾個月，我天天離不開子慕，仿佛子慕就是她，也只能對子慕才能談及她。離開沅陵前，我曾給陳克如寄去幾封長信——滲著淚痕與血跡的信，并告以我不得不離開沅陵，同時附上我們學院在貴陽的臨時通信地址。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不相識者的來信，教導我青年人做事要三思而行，說我喜愛的、經常給我換藥的那位護士叫陳壽麟，南通人，21歲，叫我以后有信就寄給她，還祝我如愿。我和子慕研究，寫信人大概就是陳克如，那位老太太，門診部的護士長。我于是寫信給比我大幾歲的陳壽麟，稱她姐姐，姐姐卻始終未回信。
我們遇上了貴陽大轟炸，慘不忍睹。有一天我和子慕在瓦礫成堆的街頭走，突然發(fā)現了門診部的幾位護士，她亦在其中，她們也遷來貴陽了！我悄悄告訴子慕這一驚心動魄的奇遇，我們立即遠遠地跟蹤她們。見她們到一刻字攤上刻圖章，我們隨后也到這攤上假意說刻章，暗中查看剛才那幾位刻章者的姓名，其中果然有陳壽麟，千真萬確了。最后，一直跟到她們要進深巷中去了，我不敢進去，怕暴露，由子慕一人進去，他看準她們進入了毓秀里81號的住宅宿舍。我接著寫信寄到本市毓秀里81號，心想也許從貴陽寄沅陵的信她并未收到。然而本市的信寄出多日，依舊音訊全無。
貴陽仍經常有轟炸，那次大轟炸太可怕了，全城人民皆是驚弓之鳥，每聞警報，人人便往城外逃命。我們宿舍在城邊，我聽到警報便往城里跑，跑到毓秀里的巷口，我想她亦將隨人流經巷口奔出城去，但經過多次守候，每次等到城里人都跑光了，始終沒見她出來。大概我到遲了，因聽到警報，雖立即從宿舍奔去毓秀里，路途畢竟要跑一段時間。于是，不管有無警報，我清晨6點鐘前便在毓秀里巷口對面的一家茶館邊等待，一直等到完全天黑，而且連續(xù)幾天不間斷地等，心想她總會有事偶然出門吧，然而再也沒見她出現。我記得當時日記中記述了從清晨到黑夜巷口的空氣如何在分分秒秒間遞變。有一次，突然見到她的同事三四人一同出來了，我緊張極了，但其中沒有她，她的同事們談笑著用手指點我守候的方位，看來她們已發(fā)覺了，我也許早已成為她們心目中的傻子，談話中的笑料。我不得不永遠離開，不敢再企望見到她的面或她的倩影。但我終生對白衣護士存有敬愛之情，甚至對白色亦感到分外高潔、分外端莊、分外俏麗。
20世紀40年代我任重慶大學助教，因事去北碚，發(fā)現江蘇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已遷至北碚，于是到傳達室查看職工名牌，陳克如居然還在，但陳壽麟已不知去向。張醫(yī)師和梅子結婚后早已離開門診部，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在杭州工作。我曾到杭州他們家做客，久別重逢，談不盡的往事，未有閑暇向他們訴說這段沅陵苦戀的經過，不知張醫(yī)師會不會記得陳壽麟其人，她今在人間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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