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快樂的問題生之享受包括許多東西：我們自己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樹、花、云、彎曲的河流、瀑布和大自然形形色色的享受，此外又有詩歌、藝術、沉思、友情、談話、讀書的享受，后者這些享受都是心靈交通的不同表現。有些享受是顯而易見的，如食物的享受，歡樂的社交會或家庭團聚，天氣晴朗的春日的野游；有些享樂是較不明顯的，如詩歌、藝術和沉思的享受。我覺得不能夠把這兩類的享受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一來因為我不相信這種區別，二來因為我要作這種分類時總是不知適從。當我看見一群男女老幼在舉行一個歡樂的野宴時，我怎么說得出在他們的歡樂中哪一部分是物質的，哪一部分是精神的呢？
我看見一個孩子在草地上跳躍著，另一個孩子用雛菊在編造一只小花圈，他們的母親手中拿著一塊夾肉面包，叔父在咬一只多汁的紅蘋果，父親仰臥在地上眺望著天上的浮云，祖父口中含著煙斗。也許有人在開留聲機，遠遠傳來音樂的聲音和波濤的吼聲。在這些歡樂之中，哪一種是物質的，哪一種是精神的呢？享受一塊夾肉面包和享受周遭的景色（后者就是我們所謂詩歌），其差異是否可以很容易地分別出來呢？音樂的享受，我們稱之為藝術，吸煙斗，我們稱之為物質的享受：可是我們能夠說前者是比后者更高尚的歡樂嗎？
所以，在我看來，這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歡樂的分別是混亂的，莫明其妙的，不真實的。我疑心這分類是根據一種錯誤的哲學理論，把靈和肉嚴加區別，同時對我們的真正的歡樂沒有做過更深刻更直接的研究。
難道我的假定太過分了，拿人生的正當目的這個未決定的問題來做論據嗎？我始終認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這個名詞時有點猶豫。人生這種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種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種對人生的自然態度。“目的”這個名詞含著企圖和努力的意義。人生于世，所碰到的問題不是他應該以什么做目的，應該怎樣實現這個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賦給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陰。他應該調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夠在生活中獲得最大的快樂，這種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樣地實際，不象形而上的問題，如人生在宇宙的計劃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類，那么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覺得哲學家在企圖解決人生的目的這個問題時，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種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這個問題看得那么重要，無疑地是因為受了神學的影響。我想我們對于計劃和目的這一方面假定得太過分了。人們企圖答復這個問題，為這個問題而爭論，給這個問題弄得迷惑不解，這正可以證明這種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計劃的話，這種目的或計劃應該不會這么令人困惑，這么渺茫，這么難于發現。
這問題可以分做兩個問題：第一是關于神靈的目的，是上帝替人類所決定的目的；第二是關于人類的目的，是人類自己所決定的目的。關于第一個問題，我不想加以討論，因為我們認為所謂上帝所想的東西，事實上都是我們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們想象會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類的智能來猜測神靈的智能，確實是很困難的。
我們這種推想的結果常常使上帝做我們軍中保衛旗幟的軍曹，使他和我們一樣地充滿著愛國狂；我們認為上帝對世界或歐洲絕對不會有什么“神靈目的”或“定數”，只有對我們的祖國才有“神靈目的”或“定數”。我相信德國納粹黨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帶著B字的臂章。這個上帝始終在我們這一邊，不會在他們那一邊。可是世界上抱著這種觀念的民族也不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個問題，爭點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應該是什么；所以這是一個實際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對于“人生的目的應該是什么”這個問題，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觀念和價值標準。我們為這問題而爭論，便是這個緣故，因為我們彼此的價值標準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論，我的觀念是比較實際，而比較不抽象的。我以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義。
惠特曼說：“我這樣做一個人，已經夠了。”我現在活著——而且也許可以再活幾十年——人類的生命存在著，那也已經夠了。用這種眼光看起來，這個問題便變得非常簡單，答案也只有一個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還有什么呢？
這個快樂的問題是一切無宗教的哲學家所注意的重大問題，可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卻完全置之不問，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學家所煩慮的重大問題，并不是人類的快樂，而是人類的“拯救”——“拯救”真是一個悲慘的名詞。這個名詞在我聽來很覺刺耳，因為我在中國天天聽見人家在談“救國”。大家都想要“救”中國。這種言論使人有一種在快要沉沒的船上的感覺，一種萬事俱休的感覺，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基督教——有人稱之為“兩個沒落的世界（希臘和羅馬）的最后嘆息”——今日還保存著這種特質，因為它還在為拯救的問題而煩慮著，人們為離此塵世而得救的問題煩慮著，結果把生活的問題也忘掉了。
人類如果沒有瀕于滅亡的感覺，何必為得救的問題那么憂心呢？神學家那么注意拯救的問題，那么不注意快樂的問題，所以他們對于將來，只能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渺茫的天堂；當我們問道：我們在那邊要做什么呢，我們在天堂要怎樣得到快樂呢，他們只能給我們一些很渺茫的觀念，如唱詩，穿白衣裳之類。默德至少還用醇酒，多汁的水果，和黑發、大眼、多情的少女，替我們畫了一幀將來快樂的景象，這是我們這些俗人所能了解的。
如果神學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動，更近情，那么，我們真不想犧牲這個塵世的生活，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說：“今日一只蛋比明日一只雞更好。”至少當我們在計劃怎樣過暑假的生活的時候，我們也要花些工夫去探悉我們所要去的地方。如果旅行社對這問題答得非常含糊，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來的地方過假期好了。我們在天堂里要奮斗嗎？要努力嗎？（我敢說那些相信進步和努力的人一定要奮斗不息，努力不息的）可是當我們已經十全十美的時候，我們要怎樣努力，怎樣進步呢？或者，我們在天堂里可以過著游手好閑，無所事事，無憂無慮的日子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在這塵世上學過游手好閑的生活，比為將來永生生活做準備，豈不更好？
如果我們必須有一個宇宙觀的話，讓我們忘掉自己，不要把我們的宇宙觀限制于人類生活的范圍之內。讓我們把宇宙觀擴大一些，把整個世界——石、樹和動物——的目的都包括進去。宇宙間有一個計劃（“計劃”一詞，和“目的”一樣，也是我所不歡喜的名詞）——我的意思是說，宇宙間有一個模型；我們對于這整個宇宙，可以先有一種觀念——雖然這個觀念不是最后固定不移的觀念——然后在這個宇宙里占據我們應該占的地位。這種關于大自然的觀念，關于我們在大自然中的地位的觀念，必須很自然，因為我們生時是大自然的重要部分，死后也是回返到大自然去的。
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和歷史都給我們許多良好的材料，使我們可以造成一個相當良好的觀念（如果我們不作草率的推斷）。如果在宇宙的目的這個更廣大的觀念中，人類所占據的地位稍微減少其重要性，那也是不要緊的。他占據著一個地位，那已經夠了，他只要和周遭自然的環境和諧相處，對于人生本身便能夠造成一個實用而合理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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